八宝山墓碑上的奥地利友人严斐德
时间：2021-04-07 13:50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阅读：次
八宝山墓碑上的奥地利友人严斐德
张彦
每当想起新中国的诞生，我就情不自禁怀念那些为革命作出过突出贡献的友人们，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来自奥地利的医生兼记者严斐德，就是其中的一个。1955年4月11日，他作为奥地利《人民之声报》的特派记者，经香港乘印度包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前往印尼采访万隆会议途中，遭敌人安置的定时炸弹爆炸丧生。这就是有名的以周恩来为目标的国际谋杀事件。如今，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高耸的纪念“四一一”事件烈士碑上，还刻着国际主义战士严斐德的名字，为世人所敬仰。
投身奥地利革命运动 参加西班牙国际纵队
“严斐德”并非他的本名，而是他来华以后才取的十分典雅的中文名字，他的原名是FRITZ JENSEN(弗里茨·严森)。他1903年出生在维也纳一个犹太家庭，一生虽然只活了50多岁，却充满着传奇的经历。他自幼心颖好学，乐于助人，喜欢体育，擅长拳术。他成长的时代，正赶上俄国十月革命风起云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匈帝国瓦解，情况复杂，生活困难。他很早就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且活跃在祖国的反法西斯群众斗争中。一次，他正在发表反对战争的演讲，警察要逮捕他，他从讲坛上娴熟地纵身远跳，把自己埋没在群众之中，逃离了现场。1934年春，他被逮捕，在监狱里度过了一年。出狱后，他以行医为生。然而，1936年，西班牙爆发举世闻名的内战时，人们发现，严斐德已经不在维也纳了，而在马德里成为反法西斯的国际纵队的一名医生，当时，英勇的西班牙人民奋起反抗佛朗哥法西斯军阀，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革命志士都纷纷志愿前往支援，组成了闻名遐迩的“国际纵队”。加拿大的白求恩大夫，就是这支志愿军中的一名医生。
当西班牙共和政府1939年失败以后，这些人的一部分又转移到远东战线，继续向当时正在侵略中国的日本法西斯进行斗争，其中就有严斐德医生。他们在香港受到了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的热情接待，被当地报纸称做“西班牙医生”。于是，“西班牙医生”就这样成了这批国际医务工作者的头衔了，虽然他们没有一个是西班牙人。由于当时形势的复杂和需要，宋庆龄没有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介绍去解放区，而是安排他们到贵阳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工作。
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
从此，严斐德就和中国人以及中国革命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既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过，又跨过封锁线进入了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在国统区里，民生凋敝，物资匮乏，而且吏治腐败．这些外国医生开展救死扶伤的工作极其困难。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严斐德这些“西班牙医生”的反法西斯斗志，他们从不要求特殊待遇，总是和中国人员一样，住茅草房，睡竹板床，吃糙米饭，遇到没有交通工具的地方，就靠两脚步行。救护总队的药品和医疗器具都是依靠国际和爱国华侨捐赠的，但并不能满足需要，许多还需要自己制作解决，医护人员也需要就地培训。最使他们头疼的是，国民党士兵的给养常常被当官的克扣，士兵营养不足，军中卫生条件极差，疾病流行，使他们的工作更加困难。尽管如此，这些国际友人依然克服重重困难，和中国医务人员并肩战斗。他们中的共产党员自己编成小组，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联系，了解中国的政治形势，并要求到解放区工作。周恩来对他们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向他们解释在国民党战区工作也是为反法西斯服务的道理，希望他们在红十字救护总队继续安心工作。他们听从了周恩来的劝告，将自己的青春献给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直到胜利，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抗战胜利以后，严斐德并没有回国，而是留在中国担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医务的专员，对惨遭战争蹂躏的中国民众进行救济。为了能够公平地将联合国的救济物资分发给真正需要的地方，他不顾国民党政府的百般阻挠，亲自到华中解放区作实地考察，曾经两度到过苏皖边区政府所在地淮阴。在淮安的欢迎会上，张鼎丞、邓子恢、粟裕等领导同志都发表热情的讲话表示感谢。严斐德却说：“那些未被侵略的国家应该感谢被侵略的国家，因为他们为战争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他认为，救济总署不仅是来做好事的，“他们是来报答恩惠的，好似还债一样来救济受灾的国家。”到淮安的第二天，虽是大年初一，严斐德不顾疲劳，跃身上马，立即下去考察。在医院里，他看了病房、病人、医疗器具，并和医务人员详细地交换了意见。在村庄里，他挨家挨户探望，倾听他们诉说长期以来的辛酸苦难。经过这次认真的考察，他回到上海以后，立即向救济总署汇报了华中解放区受灾的严重情况，极力主张以最快速度运去救济物资。事实上，除了发放救济物资以外，他还为边区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特别是协助淮阴地方建立了医院，并且及时防治了在当地为害十分严重的黑热病。
中国在他心中
我和严斐德1946年相识于上海，那时他刚从淮阴回来不久，正在紧张地落实向解放区运送救济物资事宜。五十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他滔滔不绝地给我介绍解放区见闻的情景，抑制不住那种兴奋之情。他不止一次地说：“中国使我认识自己走过的历史和前进的方同。”我问他：此话怎讲? 他回答说：“在蒋介石统治下的封建旧中国，我上了直观教学的课程，看到了自己国家的过去；在毛泽东和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在新民主主义的领土上，我见到了我们自己未来的人民。成千上万的工人、农民和士兵，尽管尚未摆脱物质的贫困，却具有如此高度的政治觉悟。”在给我述说他的见闻时，他对一个个人物都描绘得活灵活现．观察极其深刻。说到那“受尽压榨和践踏的中国人”时，他的同情之心油然而生。
1947年，他回到了久别的奥地利。但是，他不再行医，而是拿起他那生花之笔在奥地利共产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之声报》担任编辑。1950年，他出版了《中国胜利了》一书，生动地描述了他在中国的不平凡经历，并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极高的评价。1952年底，以宋庆龄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赴维也纳参加世界人民和平大会，我作为工作人员随同前往。于是，我和严斐德又重聚了。我终身难忘，他热情地开着他那“甲壳虫”的小汽车带我好好地看了看维也纳，请我在一家最具有地方特色的饭馆美餐了一顿。我发现，在开大会的这几天，这个奥地利人几乎把他全部的时间都献给了中国代表团，为它服务。他见到中国代表团的人，就像见了娘家来的人一样亲切。1953年，他被报社派往中国担任常驻记者，同时兼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机关报《新德意志报》记者，还在外文出版社担任德文专家。这个时期，严斐德如鱼得水，兴致勃勃，足迹遍及新中国各地，还进入了朝鲜和越南，发表了一篇篇感人至深的文章和诗篇，并出版了一本《越南见闻》。
最后的旅程
严斐德的最后一本著作《牺牲者与胜利者》，是他自己未能看到它出版的诗文选集。为本书作《前言》的，是奥共中央委员恩斯特·费舍尔。他这样写道(以下系根据仁怡的译文)：“弗里茨·严森既具有澎湃的激情，又具有高度的觉悟；既对生活充满情趣，时时关注生活中的紧张与风险、希望与惊异，又不断坚定决心和意愿，将个人的宝贵生命献给自己从事的伟大事业。对他而言，生命并非一种需要精心保护的私人财产，而是一个同各国人民息息相关、井继续面向世界的风暴与光明、希望与要求的战斗集体的组成部分。他以诗人的目光观察着半个世纪以来欧亚两个大陆上发生的一切……他是医生和战士，新闻工作者和政治家，组织工作者和作家，多才多艺，兴趣广泛。他始终对新鲜事物、对未来、对陌生事物投以热切的追求，对他所献身的使命，对他所赢得的朋友，以及对同他保持联系的同志，怀着无限的忠诚……他的生命像一首铿锵有力和美妙的歌，一首来自人民、又继续在人民中吟咏的歌。”
费舍尔给弗里茨·严森画的肖像，和我心目中的严斐德是完全一致的。1955年4月，我们两人都要去采访亚非国家第一次自己召开的万隆会议。临去香港前夕，他在电话上和我谈了足足半个小时，句句都洋溢着他对这个“划时代新事物”的无限热情。他最后和我相约：“万隆见!”至今，他那洪亮有力的声音还在我耳边回荡。
（摘编自张彦：“八宝山墓碑上的外国人 —— 忆医生、诗人、记者、烈士严斐德”， 引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来华犹太难民研究”阶段性成果《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汇编第三卷：杰出人物》，上海交大出版社，2017年5月版，第96-102页。文章标题和文内小标题由编者所加或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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