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难民中的音乐大师卫登堡
时间：2021-02-01 17:22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阅读：次
阿尔弗雷德·卫登堡(Alfred Wittenberg)在纳粹上台前已是驰誉德国，乃至欧洲乐坛的小提琴家和钢琴家。然而，纳粹的反犹政策使他在德国无法演奏，甚至难以生存，不得不随成千上万的犹太难民来到中国避难。在上海，他的音乐天才在艰苦条件下反而得到了超长的发挥，还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中国学生。战后，他没有回德国，而是继续在中国演奏和教学，直至生命的终点。卫登堡永远活在中国音乐人的心中。
驰誉德国 名扬欧洲
卫登堡1880年1月14日出生在当时属于德国的布雷斯劳(现为波兰的弗罗茨瓦夫)，是19世纪闻名全球的匈牙利犹太小提琴家约瑟夫·约阿希姆(Joseph Joachim 1831-1907)的关门弟子。10岁时，在一次音乐会上，他既拉了门德尔松的小提琴协奏曲，又弹了萧邦的钢琴协奏曲，居然把两种不同乐器的高难技巧和作品的丰富内涵表现得淋漓尽致，小小年纪便脱颖而出。虽然在漫长的音乐史上，“神童”的夺目光芒曾不时闪耀，但像卫登堡这样集二长于一身的奇才，实不多见。他在18岁时又获得门德尔松提琴比赛首奖。
卫登堡的老师匈牙利人约阿希姆是19世纪最著名的小提琴家之一，并创作了许多小提琴作品，尤以他为莫扎特、贝多芬、勃拉姆斯的小提琴协奏曲所作的华彩乐段最为脍炙人口，经久不衰。他培养出众多卓有成就的小提琴家。后来创立俄罗斯小提琴乐派的利奥波德·奥尔就是他的大弟子，驰誉世界乐坛的埃尔曼、津巴利斯特、海菲茨，都出自奥尔的门下。卫登堡则是约阿希姆的关门弟子，他同恩师年龄相差近50岁，情同祖孙。
后来，卫登堡果然不负众望，技艺骎骎日上，他在德国皇家歌剧院拉第一小提琴。又与世界最著名的钢琴家之一施纳贝尔等组成了三重奏组，连续数年举行室内音乐会，成为柏林音乐生活中的盛事。他的崇高声望，使前往柏林举行音乐会的演奏家纷纷慕名造访，以能得到他的接见为荣。他宽敞的客厅内，陈放着两架名牌的大三角钢琴。他使用的小提琴系17～18世纪意大利制琴圣手斯特拉迪瓦里所造。他功成名遂，达到了事业的巅峰。
避难上海 声誉鹊起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犹太人的处境日益险恶。1938年11月，纳粹排犹暴行升级，卫登堡不得不下定决心，毅然放弃他在柏林乐坛获得的崇高地位，放弃多年积聚的丰富家业，带了妻子和岳母，投身于滔滔的难民浪潮，于1939年2月来到上海。由于纳粹德国规定，犹太人离境时每人只准携带现金10个马克，因此难民个个囊空如洗，窘迫万状。幸运的是，卫登堡到上海不久，就有机会在犹太总会(旧址即今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在北京西路1623号)的半圆厅内，与其他两位犹太音乐家联袂举行了室内乐演奏会。听众虽然只有200多人，但许多观众却是上海工部局交响乐队(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的乐师。当时这支乐队号称“远东第一”，乐师绝大多数是外国人。卫登堡高超的琴艺，得到他们的承认。于是，他们就介绍几个外国学生给他，让他依靠教学谋生。但仅教有限的外国学生还是入不敷出的，他必须打开局面，收中国学生。
机会终于来了。有一个中国小提琴师陈宗晖听说工部局乐队的小提琴手费德隆(Fidlon)的孩子跟一位著名小提琴家学习大有进步。向费问起此事，做父亲的洋洋得意说，是换了一个大能人卫登堡做老师，并且说，非但儿子学，我也去学。陈大为惊奇，因为费当时在上海乐坛已相当有成就，竟肯再拜别人为师。陈也心动了，立即请这位琴师介绍，也拜在卫登堡门下。对这个瘦弱矮小、身高仅1．65米、貌不惊人有点驼背的老汉，陈佩服得五体投地。更令他惊讶的是，老师在为人作钢琴伴奏时居然不用看谱子，不仅记住了众多经典名曲，连练习曲也背得出。陈宗晖成了老师的热烈崇拜者，不仅勤奋地跟他学琴，而且每逢老师开音乐会，他总热心帮助推销入场券，还自己买票请一些音乐同行如谭抒真、毛楚恩等去欣赏，并在音乐会散场后评骘卫登堡的演艺。就这样，卫登堡的名声在中国人的音乐圈子中渐渐传扬了开去，谭抒真、马思宏、杨秉荪、毛楚恩、章国灵、窦立勋、司徒海城、司徒兴城、司徒华城这些当时已有一定成就的提琴家，也纷纷拜在他门下深造。后来，人们在欧美出版的一些音乐词典和百科全书中，看到在施纳贝尔的条目下面，提到施氏组建的钢琴三重奏组成员，拉小提琴的就是卫登堡。室内乐重奏组要求组员彼此功力悉敌，配合默契，演出方能珠联璧合。卫登堡能与施纳贝尔这样的大家同台演奏，自然绝非等闲之辈。从此，上海的音乐圈子对他格外尊崇。继富华之后相继担任工部局乐队首席小提琴的奥地利犹太人费迪南德·阿德勒和俄罗斯犹太人米沙·里斯金也甘愿拜他为师。而国内名家如范继森、杨体烈等，尽管已是教授，仍乐意立雪程门。因此，卫登堡又有“教授的教授”之美誉。著名音乐家李名强自幼受到他的亲炙。另一位著名音乐家傅聪回忆，他跟卫登堡学了两三个月钢琴，老师就溘然长逝了，老师教他弹的是贝多芬的《告别》奏鸣曲，仿佛一“曲”成谶，令他感伤不已。有的歌唱家也慕名请卫登堡弹钢琴伴奏，如著名花腔女高音高芝兰就对他的高超伴奏深表赞赏。高芝兰还深情地回忆说，卫在严冬季节经常冒着严寒，“两颊冻得通红”，按时到她家为她伴奏，令她十分感动。
卫登堡在上海除以教小提琴和钢琴以及弹钢琴伴奏为生外，有时也办音乐会。他与谭抒真和后来曾长期担任上海交响乐团指挥的黄贻钧举行了几次音乐会。同台演出的除谭、黄和范继森等几位已卓有声望的音乐家外，还有诸如周广仁、王羽、杨秉荪、司徒华城、严开礼、陈鼎臣等初露锋芒的后起之秀。卫虽已届古稀之年，又是同学生和后辈一同演出，有时还为后辈(如司徒华城、陈鼎臣)弹伴奏，却一律认真对待，一如他青年时代同世界第一流音乐家合作时那样一丝不苟。卫登堡不仅有超凡的演奏技巧，而且音乐知识非常渊博，精通音乐历史、乐理基础、曲体结构。他为学生们细心讲解逐一示范世界级的提琴大师，如他的老师约阿希姆和师兄奥尔，同时代的克莱斯勒、埃尔曼、西盖蒂、海斐茨、梅纽因等人的演奏风格，同时阐释如何处理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曼、门德尔松、勃拉姆斯等的经典作品，他们各有什么特点。因此卫登堡传授学生的，不仅是技巧，更重要的是音乐修养和深邃广博的文化修养。他给学生上课，从不需要谱子，学生学什么，他总是能不假思索，随手在钢琴上弹出伴奏。他教学生，从不拘泥于弓法、指法，而是从大处着眼，教他们如何诠释出乐曲的内涵和精髓。卫登堡有时也收儿童做学生。以他这样名闻遐迩的大师，在教孩子们拉琴时却出奇地和蔼耐心，他常对孩子们说，“这首曲子有点难，但是不要紧，咱们慢慢学”，使学生在心理上有准备。如果孩子天性颖悟，容易领会，他又会露出惊讶的表情说，“噢，原来并不那样难，你真聪明”，所以孩子也很喜欢他。
卫登堡长年奔波授教，他收的学费比别的外国名牌教师低，而且教学生时间也较长以后，学费多少，迟交早交，他从不计较。学生们感到他实在辛苦，于心不安。于是居住条件宽敞的学生就主动提出，愿意在家中提供地方让他设点授课，他们称之为“码头”。授课到了吃饭时问，学生总是留他共餐。这样的“码头”有多处，毛楚恩家是一处；后来在上海电影乐团工作的李文华家是一处；司徒兄弟姊妹家是一处；林宜弩、盛茵夫妇家又是一处。在毛楚恩家上课的除毛本人外，还有胡彭寿、张尧祖等三四人。卫登堡从提篮桥乘三轮车去毛楚恩家后，车夫就到外面去兜生意，到约定的时候再去接他。教课从下午2时开始，教四五个学生，至下午6时许结束，卫登堡留下来在毛家吃晚饭，有时毛的家里没有什么小菜，毛就炒鸡蛋给他下饭，卫登堡对饭菜毫不讲究。
在虹口的艰难时刻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发生后，日寇步纳粹之后尘，也向犹太人伸出魔爪。此时，纳粹德国盖世太保驻El首席代表约瑟夫·梅辛格上校到了上海，向日本当局提出了根除全部上海犹太人的毒辣计划。日本虽未采纳这项计划，却在提篮桥一带画地为牢，将犹太人圈禁在名为“指定地域”的隔离区内；没有日本当局颁发的通行证，不得随意出入。日本当局在1943年2月18日通过广播和报纸的头版，正式宣告隔离区的建立，规定自1937年以来从欧洲国家来上海避难的“无国籍者”，一律迁入隔离区。
卫登堡一家同逃难来沪的其他犹太难民一样，被迫搬进隔离区。他家住在提篮桥长阳路50弄。那是一幢开间很小的二层楼弄堂房子。楼上、楼下各有一问14平方米的正房，和两间分别为8平方米和6平方米的小房间。卫登堡家住在楼上，楼下是一家盐行用来堆盐的仓库。后来，卫登堡家迁到一街之隔的东长治路961弄10号，条件更差。谭抒真去探望他时，见到他一家三口人挤在一问用板壁隔开的房间里。后来胡彭寿也去过他家，那时他的妻子和岳母已先后去世。胡见到他睡的是帆布床，一只箱子放在地板上，没有家具，四壁萧然。
住进隔离区以后，使卫登堡难以忍受的是离他家不远处却是管理犹太人隔离区事务的日本官员合屋的办公处。他自封“犹太人之王”，脾气暴躁，性情乖戾，对待向他申请通行证的犹太难民百般刁难。更麻烦的是，此人会拉一点小提琴，时常把卫登堡叫去给他弹钢琴伴奏，还指手画脚、命令这位大音乐家按他的要求弹奏，并威吓说：“照我吩咐的弹，不然我毙了你!” 在这样无端的凌辱下，卫登堡更思念他的中国学生，只有在中国学生中间，他才能感受到一点人间的爱和活着的乐趣。
一个炎热的夏天，卫登堡顶着烈日，蹒跚地走远路为学生上课。他的心情沉重，穿着又破又旧的皮鞋走在被烈日晒得发软的柏油路上，步履更加艰难。突然，他觉得地底下仿佛伸出一只黑手，紧紧地攥住他的脚，把他狠狠地摔倒在地上。原来，是融化的柏油把他的鞋底黏住了，他腿骨折断，倒在地上爬不起来。中国学生们闻讯后，纷纷去看望他，有的带着补品，有的带着饭菜，抚慰他那颗酸楚的心。他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幸亏医治得法，没有落下残疾。
还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卫登堡有一位过去的外国学生在美国搞流行音乐发了财，想把恩师从上海接到美国，且已为他找好工作，赠他房屋、汽车，但他没有动心。20世纪40年代初期，他过去的好友如施纳贝尔和津巴利斯特等音乐大师，又为他在美国谋得了待遇优渥的教学职位，邀他前往。虽然他一家三口在上海的居住条件很不理想，但他仍婉拒了美国之行。他说，年纪老了，又有妻子、岳母，不愿远涉重洋。再说，中国学生待他太好，师生情深，他实在舍不得离开他们远走高飞。以后，妻子、岳母先后去世，卫登堡独居斗室，孑然一身。他对物质生活几乎已经没有什么追求，而一心沉浸在音乐和教学中。
永远留在中国
苦难的岁月终于熬到了头，上海解放了。卫登堡的学生谭抒真担任了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上海音乐学院前身)副院长，邀请老师到该院任教，卫登堡欣然应允。当时校址在江湾市京路，地处一片田野包围之中。到学校授课，乘公交车到五角场下车，再进去就要靠步行，或坐在农民踏的自行车书包架上代步。晴天还好，雨天田埂泥泞，浊水溅裤，不仅肮脏而且危险。但是卫登堡虽年逾七旬，却不以此为苦，晴日欣赏阡陌纵横、一望无畴的田野，雨天品味雨中迷漾的情趣，还不时同骑车的农民聊上几句。然而，他毕竟已是古稀之年，多次这样晚间外出参加音乐会和教课，白天又每日到学生家上课，路途都是遥远的。表面看来，他身体似乎还不错。其实不然，细心的学生察觉，他已不能双腿连续挪动走路，而要走一步停一步。他本来就驼背，这时似乎又添了腰痛，有东西落在地板上时，他已无法弯下腰去拾，而总是蹲下身去拣。
卫登堡步入老年后，听觉渐渐差了，拉琴时声音常常不准，自己却不能察觉，于是他扬长避短，转而以从事钢琴教学和钢琴伴奏为主。但是对于小提琴，他仍锲而不舍地自习，以温故而知新。他为自己定下了规矩，以巴赫的六首无伴奏奏鸣曲和组曲作为日课，除安息日外，他每天复习一首，周而复始从不间断。这六首曲子采用了小提琴在不用钢琴伴奏下拉出双音、三音与和弦等难度极高的技巧，是由于他的恩师约阿希姆以非凡的演奏忠实地再现作品的音乐内涵，而被现代小提琴家公认为小提琴作品的高峰。每当拉起这些曲子，他便回想起老师的音容笑貌，回想起老师对他的谆谆教导。他也欣慰地想到，自己有幸能承前启后，引导众多中国学生进入了西洋古典音乐的堂奥。
1952年7月16日，每天到卫登堡家为他泡开水的女佣发现他倒在地上，提琴摔在一旁，谱架上摊放着琴谱，显然他是在练琴时跌倒的。经送宝庆路大华医院急救，弥留了3日，至7月19日上午8时30分溘然长逝，享年72岁。一位在茂名北路151弄挂牌行医的霍克斯大夫开了死亡证明书，称他是中暑心脏衰竭而死亡。
卫登堡偕同家人离开柏林于1939年2月25日抵达上海，直至逝世，在这里生活了整整十三个半年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完全有条件前去美国任教时却不愿前往，而是视上海如家。他把“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视为乐事，在小提琴界和钢琴界培养出众多俊杰。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上海栽培出的这些学生，随着工作的调动而散布到各地。他的小提琴学生杨秉荪和司徒华城，曾先后在号称“全国头牌交响乐队”的中央乐团担任过小提琴首席。司徒华城的哥哥兴城，则在台湾最好的交响乐团担任小提琴首席。司徒弟兄一门二杰，又都是出自卫登堡的门下，尤其为人们津津乐道。卫登堡在德国时用的是一把意大利制琴圣手斯特拉迪瓦里的名琴，但是拉起来并不称心。他不迷信名牌，毅然卖掉，换了一把名气稍逊的Camillo Camilli牌提琴，使用顺手，音色佳妙，他珍若拱璧。他逝世后，人们遵照遗愿，将爱琴送到以色列，赠予年轻有为的提琴新秀。
卫登堡去世后，他所属的中欧犹太团体(Juedische Gemeinde)为他在倍开尔路(现惠民路)犹太公墓营建了墓地。这座公墓建于1917年，是犹太人在上海所造的四座公墓中最大的一座，共葬过1692人。中欧犹太团体发请柬给谭抒真等人，邀请卫氏的中国友人和崇拜者参加揭碑仪式。中国人中间除谭抒真外，毛楚恩、傅聪也去了。从谭抒真保存的照片看，墓地造得相当不错，素雅大方，墓石上方有七弦琴图案。墓文上用英文镌刻着“世界著名小提琴家阿尔弗雷德·卫登堡”字样，出生年月日采用公历，逝世年月日则分别采用公历和犹历。犹历是犹太人从《圣经》传说中的上帝创造世界算起，要早于公历达3760年。故而卫氏逝世的1952年，应为犹历5712年。从照片上看，墓石上摆满了鲜花。这一点与正统派犹太教的丧葬礼仪不同，他们是在坟上置放石块而不是鲜花。这可能与卫登堡毕生居住德国和中国，风俗习惯已经改变有关。
20世纪50年代，民主德国有交响乐团到北京访问，顺便问起卫登堡的下落，得知卫登堡于1939年流亡到上海，在那里收了许多学生，可惜已亡故了。来人听后，嘘了一口长气说：“卫登堡逃到上海，总算万幸。1939年以后，他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一直在找他，没有成功，还以为他早已葬身在焚尸炉中呢!” 安德雷亚斯·莫塞(Andreas Moser)在他用德文撰写的《小提琴演奏史》中，列出了卫登堡的老师约阿希姆所收门生共50人的名单，以奥尔打头，卫登堡排在末位。但该书在1966～1967年出增订版时，卫登堡的名下仍只有生年而无卒年，说明著者那时仍不知卫登堡的下落。
卫登堡长眠在上海，安息在敬爱他的中国学生中间。
(本文摘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来华犹太难民研究”阶段性成果：《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档案精编第3卷：杰出人物》，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3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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