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难民少年到柏林爱乐首席小提琴家 —— 赫尔穆
时间：2020-09-18 19:26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阅读：次
编者按：本刊陆续刊发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来华犹太难民研究”成果的精彩内容，本期刊发纪念赫尔穆特·斯特恩的文章。
从难民少年到柏林爱乐首席小提琴家
—— 赫尔穆特·斯特恩与中国的不解缘
潘光
赫尔穆特·斯特恩 （Hellmut Stern）1928年出生于德国柏林的犹太家庭，5岁学习钢琴，9岁学习小提琴，从小具有音乐天赋。1938年12月与父母一起抵达上海避难，后转赴哈尔滨，在那里继续学习音乐，17岁就进入哈尔滨交响乐团。1949年，他与父母移居以色列，在那里加入以色列爱乐乐团，后加入过美国和德国的多家乐团，最终成为柏林爱乐乐团首席小提琴手。他多次重返中国，访问“故乡”哈尔滨和上海，进行演出和讲学，并资助许多中国青年出国学习音乐。
由于我研究来华犹太人、特别是来沪犹太难民，因此常常应邀去德国参加研讨会或讲学。1997年8月，在柏林举行了“上海犹太难民重返柏林五十周年国际研讨会”，我应邀做了主题讲演，在那里首次结识了赫尔穆特·斯特恩。他开口就说带着浓重哈尔滨口音的汉语，使在东北工作过多年的我感到十分亲切。那次他拉我去一家中国餐厅，边吃边谈，十分投机。此后，我们便成了好朋友。每次我去柏林，都要与他聚谈。 3月21日，得知他在柏林去世，心中十分悲痛，特写此文，以志纪念。
避难来华
纳粹上台的时候，斯特恩刚五岁。人们在五岁的时候不会注意到太多事情，但他还记得，当时家里乱成一团。他父亲的朋友们主要是音乐家和艺术家，他们常常在他家就形势发展、出路何在讨论到深夜。渐渐地，他们的聚会变得越来越少，朋友们一个接一个走上流亡之路。由于纳粹的排犹政策，斯特恩父母及他们的朋友们早已失业。
他还记得父母亲怎样向全世界的许多国家发出移民申请。每天早上，只要送信的一来，他们就会激动起来。斯特恩跑去迎接，因为他总想第一个接到信，单是为了信上许多国家的美丽邮票也乐意，例如乌拉圭的或者委内瑞拉的邮票。然后，父亲立即忍不住把信夺了过去——又是拒绝！这种不断的失望在全家人心灵上打下深深的烙印。
斯特恩上学的路经过柏林劳巴赫大街，西南林荫大道，皇帝广场（现在叫联邦广场）直到摄政王大街和巴登街的路口，犹太会堂也在那儿。1938年11月9日，他7点半从家里出来，沿着西南林荫大道慢慢地溜达着，穿过皇帝林荫大道。在法尔齐纳大街街角有一个乐谱商店被砸得粉碎，街上全是碎玻璃、乐谱、一个单簧管、许多被摔碎的小提琴和一架显然是从楼上摔下来的钢琴。他走近学校，看到犹太会堂的圆顶在燃烧。他的老师和同学们都站在大街上。
救火车已经到了，但没有人动手救火。他的学校在会堂后面也在燃烧。正当大家束手无策、胆战心惊地站在那里的时候，一辆满载着希特勒少年团的大卡车开了过来。他们狂呼乱叫，用石头打师生们，用的是真正的铺路的小石块。就在那一天，冲锋队的乌合之众走遍全城和全国。他们先抢劫、然后捣毁犹太人的商店。一个特别保守的估计是：九十一个犹太人被杀，二十九个百货商店、一百七十一家住房和一百零一个犹太会堂被破坏或者被烧毁，七千五百个店铺被抢劫并被捣毁。大约有三万五千犹太人被关进集中营。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公众眼皮底下发生的，但是人们却把头转向一边，好像什么也没有看见。
当斯特恩宣布他家将到中国去的时候，大家都笑了起来。他们拿来世界地图，想知道中国、上海、哈尔滨在什么地方。当时，斯特恩心里也充满了恐惧，担心可能太晚就走不了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抓住了逃往中国的机会。因为这期间斯特恩母亲在“德国犹太人救济协会”里工作，一个合同介绍她作为钢琴教师到哈尔滨去工作。本来那是一个虚构的合同，但他们能够因此而获得签证。当时去上海是不需签证的，但离开德国却需要签证，而去哈尔滨则需要“满洲国”驻柏林的“大使馆”发签证。
他们只要带上一些衣服、被单、枕套和纪念品之类的东西就够了。他们是不能打点行装的，那只能由管运输的人干。在他家两个房间之间的门旁坐着一位高大的佩戴着纳粹党徽的官员，监视着他们不得将贵重物品藏起来。当母亲告诉他我们根本没有什么贵重物品时，他变得完全不知所措了。
1938年12月底，他们乘坐的轮船驶入上海港，他们冻得直打哆嗦，湿漉漉的寒冷直刺骨髓。他们上了岸，一个犹太难民救济委员会接待了他们。那个委员会的人根本忙不过来。他们不得不在短时间内安排几千难民的吃住和生存。每个人得到一个地址，大多数地址都是在被日本人轰炸以后的虹口区。
到了虹口，全家站在一个几乎没有灯光的被炸弹炸毁的房屋前面。地下室的小洞子里住着许多中国人。除了三张没有垫子的可折叠的行军床之外，房间空空如也。没有水。母亲哭了，父亲安慰她：“我们已经抽了一个上签，我们将继续走，到哈尔滨去。想想那些不得不呆在这里的穷人吧。”
第二天上午，他们被人送到救济委员会会所在地，至少那里生了火。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奇迹。一辆本特莱小汽车开过来停下，司机下车给他的身穿皮大衣的主人开了车门。那个人下来，走进救济会，来到斯特恩的父母面前，并与他们交谈起来。最后，父母亲问斯特恩，愿不愿意跟这位先生走，在上海逗留期间，斯特恩可以住在他家里。斯特恩没有反对，那位先生还到另外的桌边，带走一个小姑娘。在告别了父母亲之后，他俩就坐进了那辆豪华的小轿车，到了他们的新住所。外面的台阶上站着好几个身穿佣人服装的中国人：杂役和奶妈等人。他们成了上海最富有的犹太家庭之一托以格（Toeg）家的客人。托以格家是来自地中海一带的塞法迪犹太人[1]。托以格先生向斯特恩的父母亲建议，斯特恩应该留在上海，他将会照顾斯特恩的教育，特别是音乐教育，斯特恩应该住在他家，他也会关心斯特恩的父母亲并且为他们找合适的工作。
可是，斯特恩的父亲坚持要去哈尔滨，说母亲在那里可能会得到一个合同和工作，在那里可能会比在上海好些，因为那里不会有那么多流亡者。他坚持原来的计划，不为所动。那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母亲的合同只是一纸空文，仅仅为了搞签证用的。可是，在斯特恩父亲虚无缥缈的想象里，总以为确有其事。
不久后，全家人乘一艘日本轮船到达大连，从那里坐火车北上。第二天一早，他们就到了哈尔滨，犹太人团体的一位先生到车站接他们。他看到他们的衣着分外震惊——斯特恩还一直穿着短裤。那里的温度低于零下20度。他们只能在候车室等候，直到犹太人团体给他们拿来一些衣服，用一辆汽车把他们送到犹太人团体的驻地，那里有热饭招待饥饿的人们。
这就是斯特恩家的“中国时期”的开始，他们当时完全没有想到那个时期会持续十一年。直到1941年12月日美战争爆发的时候，他们还希望离开中国，能继续前往美国或者巴勒斯坦，指望他们在德国就提出来的申请仍然有效。可是，那些希望由于美国和英国当局丝毫没有松动限制犹太移民的政策而破灭了。结果，哈尔滨就成了斯特恩家“长时期的故乡”。
哈尔滨生涯
起初，他们被安排在一个同样来自柏林的医生曹德凡博士家的一个房间里。后来，得到犹太人团体的经济支持，他们才能自己租一套房子。那套房子在一个总共十五个家庭的小院里，大家进出都是通过一个大门。斯特恩家的房子在最后，有两层，下面是客厅、厨房和浴室，上面是两间卧室和一间我住的很小的房间——里面刚好放一张小床和一个小桌子，还有一个厕所。
斯特恩家仍然不富裕，但比以前好多了。父亲开始给人家上课，母亲果然在现代剧院里找到一份工作，最后甚至得到了一份真正固定的工作合同。斯特恩开始进俄国犹太人的塔木德-托拉学校[2]。然而，他十岁了，却必须和六岁的孩子在一个班，因为他不会俄语。他有时被其他的孩子嘲笑，被骂为“德国人”。
后来，斯特恩的父亲把他接出了学校，因为他们认识了本德尔先生。他是一个细心而又善良的人，成了斯特恩父母亲的朋友和斯特恩的家庭教师，在他那里学到的东西，比在一般学校里学到的东西更多些。这种私人授课只有在本德尔先生几乎不要求任何东西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斯特恩母亲为他做饭，时不时地也给他买点酒，他感到在斯特恩家很舒服。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情况，斯特恩居然像富人家的孩子一样有了一位家庭教师。
可是，他们家的经济情况却是江河日下。1944年，他们不得不为日益增多的柴米油盐和穿衣费用而奋斗。全家人忍饥挨饿、没有暖和的衣服穿，没有温暖的房屋住，缺少最起码的生活资料，连面包也是配给的。早晨，斯特恩总是被派到面包铺排队等候，用面包票买面包。当然，他的肚子总是饿得咕咕叫，经过长时间站着排队，等排到的时候，他也快冻僵了。面包热乎乎的，香气诱人。在回家的路上，他会先揪下很小很小的一点儿面包吃掉，然后，又揪下一点点儿，又一点点儿。当到家的时候，那一块面包就几乎被吃完了。
不过，他们家又有了一架钢琴。对此，斯特恩并不怎么快乐，因为他除了练小提琴之外，还得练钢琴。虽然喜欢弹琴，但他从来没有好好地练过，因为缺乏正规的基础训练。 他父亲和他的学生上完课之后，轮到母亲干活，然后斯特恩也被叫过去，为学生提供钢琴伴奏。这时候绝对不能和父亲顶撞，即使厨房里的汤流出来或者土豆烧糊了也得服从他。所有这些完全是免费的，不过学生的家长们也确实付不起费用。
母亲还要承担沉重的家务。父亲一向不假思索地随意购买各类食品，可是准备餐食过程当中的许多复杂工作都要母亲来做。他经常买鸡回来，可是，既没有宰杀，也没去毛。买鱼回来的时候也是同样，必须将鱼去鳞剖腹。对此，母亲感到特别恶心，因为那些鱼常常都还活蹦乱跳。此外，家里没有什么工具。所以，家务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有时，生火做饭简直是一场灾难，不是因为木柴太潮湿，就是煤中有太多石头。
弗拉基米尔·大卫朵维奇·特拉赫藤贝格是哈尔滨音乐生活的领导人物。他是哈尔滨交响乐团的首席小提琴和“哈尔滨第一音乐学校”的奠基人之一。斯特恩刚到哈尔滨就受到他的指导。他免费给斯特恩上课，使他进步很快，然后让斯特恩进入他的音乐学院。学院的经营是按照俄国的模式建立起来的，教师几乎都是俄国人，都是一些很好的音乐家。1942年，斯特恩十四岁时举行了第一次正式的音乐会。记得当时自己双膝颤抖，琴弓犹如一根锯条，下巴颏下面的小提琴像一把低音提琴。尽管如此，评论全都是称赞的话，斯特恩的老师也很满意。1945年，斯特恩进入哈尔滨交响乐团，在哈尔滨积累了最初的演奏经验，那年他才十七岁。这年秋天，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北，日本人投降了。
中国情结
从1939年起，斯特恩家就在哈尔滨不断地申请到美国去，但一直得不到签证。因为尽管他们早已被“取消”了德国国籍，但仍然被归入德国移民的配额之中。1948年以色列国建立。斯特恩和父母亲写了一封申请书，希望移居以色列，并辗转将它交到管理外侨的相关部门负责人手中。
6月底的一天，他们被告知可以出境。不久之后，全家乘坐“Wooster Victory”号轮船驶离中国。漫长的航行之后，他到达以色列海法港。那天是1949年除夕，斯特恩母亲的生日。自从他们离开德国，整整十一个年头过去了。现在，他们终于来到了以色列。
不久后，斯特恩加入了以色列爱乐乐团，成为团中的青年骨干。拥有在哈尔滨打下的扎实演奏基础，加上以色列良好的艺术氛围，使他如鱼得水，音乐天才得到了充分发挥，名气越来越大。此后，他收到了国际上许多知名乐团的邀请信和聘书，加入过美国和德国的多家乐团。最终，他回到故乡，成为柏林爱乐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尽管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他始终没有忘记中国， 没有忘记自己的第二故乡哈尔滨。
1972年，中国与联邦德国建交。1976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中国在邓小平领导下走上改革开放之路。随着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迅速恢复和发展，斯特恩盼望的重返中国、回到“故乡”哈尔滨的机会终于来到了。
1979年10月27日，斯特恩随柏林爱乐乐团乘坐飞机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友好访问。当斯特恩走进接待大厅时，突然听到有人用英语喊他的名字“赫尔穆特！赫尔穆特！”。 两人相见时，那人说道，“你不认识我了吗？”他是杨慕云，与斯特恩一同在特拉赫滕贝格老师那里学习的同学，斯特恩简直认不出他来了。站在他旁边的是斯特恩父亲最喜欢的学生王一鼎，现在是一位歌唱家。另外还有几位斯特恩在哈尔滨结识的朋友也来了。
11月1日，斯特恩在结束了北京的访问后，率领一个三重奏小组去了哈尔滨，在那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亲人般的款待。斯特恩一行的演出在哈尔滨青年宫举行。他回忆道：“剧场内2千多名观众格外安静，除了三重奏优美和谐的乐曲绕梁回荡外，剧场里没有人走动，没有人大声说话...对于哈尔滨这座音乐城的观众来说，久违了的西方音乐，对他们是那么亲切，犹如一个老朋友又回来了。” 演出结束后，斯特恩与哈尔滨同仁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并答应帮助乐团解决所缺少的必要的工作条件。
斯特恩一回到德国，就立即同其熟悉的机构接触，他认为，仅仅向音乐家们发放奖学金，让他们到德国来学习还不够，还应该向他们提供乐谱、琴弦、乐器零件和乐器。在波恩音乐理事会之家的一次聚会上，德国工业联盟文化圈，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德国音乐理事会和德国乐团联合会都答应给予支持。为了帮助中国，斯特恩还把募集的捐款和一次音乐会巡回演出联系起来。另外，斯特恩还把从其朋友那里拿到的捐款，作为奖学金提供给中国学习音乐的大学生。
从此以后，斯特恩几乎每年都要回一趟中国，常常到一些边远的从未听到过西方室内乐的地区举行音乐会。1986年，他来到上海，在上海交响乐团举行了独奏音乐会，还做了学术报告。据那次陪同他的钱世锦先生回忆，那次他来沪还顺便治疗耳疾，可见他对中国的熟悉和信任。
1995年，他有一次到了哈尔滨，然后去了曾经工作过的扎兰屯，再后去了北京。中国的一草一木，都令斯特恩感到十分亲切，他曾经对我说：“这里的人们友好、淳朴、善良，使我进一步增强了帮助中国、特别是第二故乡哈尔滨的决心。我的后半辈子，就是要努力使这种在患难中凝结的友好情谊世代发扬光大。”
（潘光，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来华犹太难民研究 （1933-1945）”首席专家。本文主要资料来自该课题的阶段性成果《艰苦岁月的难忘记忆：来华犹太难民回忆录》和最终成果《来华犹太难民研究（1933-1945）：史述、理论与模式》，部分材料摘自《弦裂——柏林爱乐乐团首席小提琴家斯特恩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 本文将发表于《档案春秋》2020年第七期）
[1] 塞法迪(Sephardi)犹太人原指从西班牙、葡萄牙被驱逐出来的犹太人，后来泛指从地中海沿岸，特别是西亚北非移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1840年后来中国的塞法迪犹太人大多来自奥斯曼帝国属下的巴格达和英国统治下的印度等地，其中著名的有沙逊(Sassoon)、嘉道理(Kadoorie)、哈同(Hardoon)、亚伯拉罕(Abraham)、所罗门(Solomon)、埃兹拉(Ezra)、托以格(Toeg)、海亦姆(Hayim)、索福(Sopher)等家族。
[2] 学习犹太教经典塔木德和摩西五经（托拉）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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