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最后解决”方案和“无国籍难民隔离区”
时间：2020-01-15 17:24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阅读：次
这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来华犹太难民研究”成果精选
随着1941 年12月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上海犹太难民社区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而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首先，由于日本与英美开战并进占上海租界，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等组织遵照美国等盟国政府的有关规定，停止向处于敌国日本控制下的上海汇款。其次，塞法迪犹商大多属英籍而被列为“敌侨”，因而被集中监禁，且丧失了所有产业，自然无法继续提供援助资金，致使上海犹太难民社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窘境。在这种情况下，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办事处等召集上海各犹太社区负责人开会，想方设法精简救济机构，削减日常开支，并在上海较富有的犹太人中筹措资金以缓危局。同时，俄罗斯犹太人则利用日苏处于非战状态使自己拥有“中立国”侨民身份的有利条件，更加积极地投入难民救助工作，救助对象由东欧犹太人逐渐扩大到德、奥等国的中欧犹太难民。如有一部分俄罗斯犹太人成立了“中欧难民委员会”，赡养了至少600至700名赤贫的中东欧犹太难民儿童。德、奥犹太难民也组成了厨房基金会(Kitchen Fund )，并计划发起一个“监护职责”(Patenschaft)运动来筹款。就在犹太难民们为生存而拼搏、奋斗之时，一个不仅针对他们，而且是针对上海所有犹太人的险恶阴谋正在策划之中。
一，上海“最后解决”方案——“梅辛格计划”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开始调整对犹太人的政策，转而对犹太人采取压制措施。就在这时，纳粹德国盖世太保驻日本首席代表约瑟夫·梅辛格(Josef Meisinger)上校于1942年夏抵达上海，向日本当局提出了“最后解决”上海犹太人的计划("Final Solution in Shanghai")，要求日本当局按照“德国方式”抓捕、屠杀所有在上海的犹太人，该计划也被称为“梅辛格计划”。
根据著名学者托克耶的描述，大致可以看出该计划的一个轮廓。它分两个步骤实施：首先，利用上海犹太人在1942年犹太新年（一般在公历9月）合家团聚的机会，以突然袭击方式围捕所有在沪犹太人，不让一人漏网；接着，用果断措施“解决”这些犹太人。至于用什么方法来“解决”他们，该计划提出了三个供选择的方案：1）用几艘旧船将犹太人运至东海，然后让他们在海上随波漂流，饥渴而死；2）强迫犹太人去黄浦江上游废弃的盐矿做苦工，使他们劳累而死；3）在崇明岛上建立若干集中营，在营中用犹太人做医学试验，使他们在痛苦中慢慢死去。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常驻上海代表劳拉·马戈利斯回忆道：“当时（指1942年——引者注）日本当局的反西方情绪明显高涨，从东京新来的宪兵军官每天光顾虹口地区。犬冢大佐已离开上海，取代他的实吉大佐对犹太人问题不像他那样感兴趣。某天，佩雷茨告诉我们日本人正在对犹太难民策划一场灾难性的事件，将把难民装在船上驶到海上去沉掉，要我们尽快想对策。我们从其他可靠来源也听到了同样的消息。”
二，“无国籍难民隔离区”
德国人提出的“最后解决”上海犹太人计划在日本占领军当局内部引起了激烈争论，有支持者，也有反对者，最终的方案是不杀犹太人，但也要采取一些措施以应对纳粹的压力，其中的复杂原因在本书第十二章第三节会做详细分析。
虽然这个按照希特勒“最终解决”思想精心泡制的计划最终并没有实施，但上海的日本当局还是在1943年2月采取了一个近似于建立集中营的措施，搞了个“无国籍难民隔离区”，这是各派势力达成妥协的结果。2月6日，《上海时报》上登载了一篇文章，为建立无国籍难民隔离区制造舆论。文章点了亚伯拉罕家族、海亦姆家族、维克多·沙逊爵士和许多上海著名的犹太富豪的名，提到他们如何靠贩卖鸦片和其他不光彩的手段致富，把这些人作为国际犹太人的典型例子。2月18日，上海报纸和电台都宣布了上海日本当局的《关于无国籍难民之居住及营业之布告》：
1．依据军事上之必要，自本日起，凡居住于上海地区内之无国籍难民，其居住及营业地区，以下列地区为限：公共租界内兆丰路（今高阳路）、茂海路（今海门路）及邓脱路（今丹徒路）一线以东，杨树浦河（今杨树浦港）以西，东熙华德路（今东长治路）、茂海路及汇山路（今霍山路）一线以北，公共租界之界线（引者注：指公共租界北界）以南。
2．目前在前项所指定地区以外居住或营业中之无国籍难民，应自本布告公布之日起至昭和18年（中华民国32年）5月18日止，将其住所或营业所迁移至前项所指定地域内。目前在前项所指定地区以外之无国籍难民，其居住或营业上所需要之房屋、商铺及其他设备，如拟买卖、转让或租借者，应先得当局之许可。
3．除无国籍难民外，其他人等非得许可，概不准迁移至第1项所开地域内。
4．凡违反本布告或有妨碍本布告之实施者，决予严惩不贷。
上海方面大日本陆军最高指挥官
上海方面大日本海军最高指挥官
昭和18年（中华民国32年）
2月18日
虽然布告中未用“犹太人”或“隔离区”的字样，但与布告同时发表的一篇文章将“无国籍难民”一词定义为“1937年以来由德国（包括以前的奥地利和捷克）、匈牙利和以前波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等国来上海避难至今无国籍者”，指的就是欧洲犹太难民。于是，约有1.4万（一说1.8万）名犹太难民，包括收容所的2800名住户在内，被迫迁入“指定地域”。23日晚，主管搬迁事务的日本官员久保田在犹太总会召集了上海阿斯肯那齐犹太人开会。会上久保田辩解说，发布这一公告并不反映日本人民的反犹情绪，而是因为上海的住房与食品供应问题严重，必须对几千名无国籍者进行某种控制，并呼吁俄国犹太人与他们合作。实际上，久保田的讲话是一份最后通牒，威胁犹太人如不与日本当局合作就会受到“严惩”。
于是，欧洲犹太难民们开始了他们上海避难生涯中最为艰难的“隔都时期”。 在此之前，英籍塞法迪犹太人已被作为“敌侨”而监禁。俄国犹太人虽然仍没有失去自由，但也面临着随时可能降临的危险。
三，战后关于“梅辛格计划”的争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上关于“梅辛格计划”一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和争议。焦点是：其一，到底有没有“梅辛格计划”？ 其二，“梅辛格计划”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关于第一个问题，起因在于上海“最后解决”方案的原始书面文件一直没有被找到。实际上，德国和日本当局在战争结束前销毁了大量可能被作为罪证的文件，因此许多涉及屠杀和迫害的文件档案消失了，上海“最后解决”方案也许就是其中之一。于是，就有人提出，这个“梅辛格计划”可能根本就不存在，因为没有书面证据，就像有些人否定南京大屠杀、奥斯维辛集中营等法西斯罪行的论调一样。感谢国际上一批具有正义感的学者，他们认为口述史料同样可以作为证据，于是开始采访许多亲历者。特别是美国著名学者马文·托克耶，几十年如一日，采访了许多亲历者，包括1942年时担任日本驻上海副领事的柴田和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常驻上海代表劳拉·马戈利斯等人，初步搞清了“梅辛格计划”的基本情况。研究大屠杀问题的国际权威机构西蒙· 维森塔尔中心、上海犹太研究中心、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美国中犹研究会、依浮研究所（The Yivo Institute），利奥·贝克研究所（The Leo Baeck Istitute）、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等机构的研究人员也采访了许多当年在上海的犹太人，基本确认了上海“最后解决”方案/“梅辛格计划”的存在。
关于第二个问题，主要是对马文·托克耶所著《河豚鱼计划:二战时日本人
与犹太人之间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Tokayer, Marvin and Swartz, Mary, The Fugu Plan: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Japanese and Jews during World War II, New York, London, 2004）一书中所叙述的“梅辛格计划”两个实施步骤有些不同看法。一些人认为，这些叙述可能是被采访者的道听途说，然后被作者编写成了骇人听闻的惊险故事。不过，近年来人们对这方面的争论已经不再有什么兴趣，因为这个杀害犹太人的计划已被公认为是历史存在，那么计划以什么具体方法杀害犹太人这样的细节也就无足轻重了。
(转引自潘光主编《来华犹太难民研究（1933-1945）：史述、理论和中国“模
式”》第73-77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