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避难史上的“中国模式”
 
潘光
 
从古代犹太国家灭亡到1948年以色列国建立，两千年的犹太民族史就是一部离散和避难的历史。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当纳粹大肆迫害、屠杀犹太人之时，中国向犹太难民敞开了大门。从1933年到1941年，大批欧洲犹太人远涉重洋来到上海和中国其它城市，总人数达到3万。除数千人又辗转去了第三国，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仍有2.5万名左右犹太难民把中国当作“诺亚方舟”，超过了当时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新西兰接纳犹太难民的总和。与犹太人在其他地方的避难经历相比，犹太人来华避难有一些独特之处，也可称为“中国模式”。
 
开放型的大城市成为主要避难地
在纳粹排犹期间，一些欧美国家将犹太难民安置在庇护所、一些拉美国家则安排犹太难民从事农矿业，而来华犹太难民基本上都来到了中国的大城市，比如上海、香港、哈尔滨、天津、大连、青岛等。这些城市都是开放型的，而且具有政治上的包容性和文化上的多样性。上海在这方面最为突出，以致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1843年上海开埠后，在近一个世纪里，各种各样的移民和难民都能轻而易举地在上海、特别是上海租界找到生存之地，比如反抗日本占领的韩国抵抗运动、逃离苏联的俄国政治难民、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越南独立运动成员、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印度独立运动团体、争取菲律宾独立的团体和人员、反对纳粹占领的波兰共和国流亡政府代表等。政治流亡者和难民往往进入列强的租界或势力范围与中国政府统治区域的交叉地带，并周旋于列强和中国各派之间，以维护政治和经济权益。
 
生活在没有原发性反犹主义的环境中
与基督教占主导地位的欧洲、北美和拉丁美洲不同，中国并无原发性的反犹主义，这为来华犹太难民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生存环境。
据考证，“犹太”一词在中国首次出现于德国传教士郭实腊于1833年至1838年编印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此书中第一次出现了“犹太国”一词。此后，1836年出版的《耶稣降世之传》中出现了“犹太民”，1840年出版的汉译《圣经》中出现了“犹太人”。中国士大夫编著的《瀛环志略》以及太平天国颁布的官书也都沿袭了“犹太”这一译名，“犹太”逐渐成为中国的标准译名。
众所周知，反犬旁在汉语中带有贬义。因此有学者认为，郭实腊用此译名乃是因为他的故乡德国有着强烈的反犹主义传统。但是，中国统治者接受这种译法主要由于盲目自大和无知，因为他们也曾将法国人译为“犭去”人，将英国人译为“犭英”人。当时不少人还将开封犹太人称为“兰帽回回”，说明当时中国人并不了解犹太人，对犹太教与伊斯兰教的差异也不太清楚。后来，随着中国民族民主运动的兴起，特别是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爆发，一些中国政治家、报人和外交家对犹太民族和犹太文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试图从犹太民族的曲折经历中吸取经验教训，以促进中华民族的自强和振兴。
总体而言，在19世纪末之前，中国人不但在自己的土地上没有看到什么反犹主义，而且对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反犹主义知之甚少。在当时一些中国学者所写的关于犹太文明及开封犹太人的著述中，虽然也讲到犹太人亡国离散的历史，但没有提到“反犹主义”这一概念。直到19世纪末，犹太人在俄国、东欧遭到大规模杀戮，一些人为逃避迫害来到中国后,中国人才开始逐步了解外部世界存在的反犹主义。起初是一些出国公干人员及其家属记述了亲眼目睹的反犹情况。1889年到1893年受清政府委派出使欧美国家的崔国因就详细记述了俄国反犹的情况，比如“俄人议逐犹太之民。已有出境者，饥寒所迫，伤亡甚多”。1903年后随丈夫赴欧的单士厘也记述了自己目睹的生活在隔离区内的罗马犹太人的悲惨状况。在此前后，中国许多报刊都对俄国、东欧的反犹情况进行了报道，普遍谴责反犹暴行，对犹太人表示深切同情。
随着越来越多的欧美人来到中国定居，以及越来越多的西文著述被译成中文，反犹主义也被带到中国。哈尔滨、上海等地均发生了由日本人、白俄和纳粹分子策划的反犹活动和事件。总体来看，“进口”的反犹主义虽然使一些中国人对犹太人产生负面看法或偏见，但其影响是十分有限的。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发起大规模反犹运动，使面临日本侵略的中国人大为震惊，对反犹主义的认识一下子大大加深，而且从不理解或不关心转向坚决反对。1933年5月13日，宋庆龄率领包括蔡元培、杨杏佛、鲁迅、林语堂等人在内的代表团向德国驻沪领事伯赫瑞德递交了抗议书，强烈抗议纳粹的暴行。
对于主张重建犹太国家的锡安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国人一开始只是一知半解。1897年在巴塞尔召开的第一届世界锡安主义代表大会，在中国几乎没有引起反应。1903年上海锡安主义协会成立，随后出版刊物《以色列信使报》，鼎力宣传锡安主义思想，越来越多的在华犹太人加入锡安主义运动，锡安主义思想在中国人中的影响也日趋扩大。在一些中国民族主义者看来，既然犹太人是一个有着共同的祖先和文化精神的民族，那么他们要复兴民族、重建民族家园是合理和必然的。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1917年《贝尔福宣言》发表后不久，中国政府就表示支持。后来中国官方多次重申这一立场，比如1928年7月16日，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就明确表示：“国民政府完全同情犹太民族建立一个自己国家的愿望，并相信锡安主义运动必将取得成功。”希特勒掀起反犹运动后，中国舆论对犹太民族和锡安主义的同情更趋强烈。中国政府内的一些要员还曾试图划一块土地建立一个“犹太寄居区”，以接纳逃脱纳粹魔掌的犹太难民，后因种种复杂原因而未实行。中国舆论也注意到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所遭受的伤害和苦难，但受到纳粹大屠杀的震撼，仍然认为犹太人要求重建国家是合情合理的。1947年联合国就巴勒斯坦分治方案进行表决时，与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亚非国家保持良好关系的中国政府犹豫再三，最后投了弃权票。1948年5月以色列宣告成立，包括中国解放区报刊在内的中国舆论普遍表示欢迎。
 
有先期抵达、实力雄厚的犹太社团
在欧洲犹太难民来华之前，中国已经存在实力雄厚、有能力救助难民的犹太社团，其主要由塞法迪犹太人和俄国犹太人两大群体组成。塞法迪犹太人原指从西班牙、葡萄牙被驱逐出来的犹太人，后来泛指从地中海沿岸、特别是西亚北非移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塞法迪犹太富商（如沙逊家属等）是在鸦片战争后英国发动的对华商贸攻势中来到中国的，主要目的是经商。与塞法迪犹太人不同，促使俄国犹太人来华的不是商业动机，而是19世纪80年代起俄国和东欧掀起的反犹狂潮。这股狂潮导致几百万俄国犹太人逃往北美，同时有几万俄国犹太人穿过西伯利亚来到中国东北和内蒙古，定居哈尔滨、满洲里、大连等城市，再辗转到达天津、青岛、上海等地。其间中国东方铁路的修筑、俄国在华势力的扩大、日俄战争及俄国1905年和1917年两次革命又进一步推动俄国犹太人来华。
1933年，首批来到中国的德国犹太人都是掌握一定专业技能的知识分子，随身带有一部分积蓄。在上海犹太社团的帮助下，他们很快找到了工作，过上了比较安定的生活。然而，到1938年，大批来自欧洲的犹太难民扶老携幼、身无分文，在华犹太社团纷纷对其伸出了援助之手。
1938年8月，由塞法迪犹太人等组成的“国际救济欧洲难民委员会”成立；同10月，由犹太富商嘉道理家族出面召集上海犹太社团人士和国际救济组织官员举行协调会议，成立了“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1939年1月，在华犹太人成立“复兴基金”，以帮助犹太难民创办实业，增强自救能力。从1939年1月起，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相继建立了多个犹太难民营。嘉道理家族还创办了上海犹太青年会学校（又称“嘉道理学校”），接纳了许多难民孩子，战时在校生一直保持在700名左右。
国际犹太组织也参与救助来华犹太难民。1938年“世界犹太难民救济组织”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著名的“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也在上海成立了办事处。据统计，救济上海犹太难民的大多数经费均为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捐助。1941年3月，在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的支持下，上海的东欧和俄国犹太人又成立了“援助东欧犹太难民委员会”，专门救济东欧犹太难民，尤其是波兰犹太难民。
 
犹太难民群体本身具有很高的文化素质
来华欧洲犹太难民具有很高的文化素质，在艰苦的避难岁月能够发挥聪明才智、团结奋斗，这是他们在中国得以克服重重困难而幸存下来，战后又在新的“家园”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在这批来自德、奥、波等国的犹太难民中，有众多出类拔萃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才，如医生、律师、教师、工程师、建筑师、会计师、企业管理人员、编辑、记者、作家、演员、画家、音乐家等，以及各行业的技术工人，这是他们能在困难中互助自立的有利条件。
难民中有大批医护人员，仅内科医生就有200余人。1938年末，以他们为骨干，在难民营中建立了一个诊疗所。1939年3月，又建立了第一所难民医院，拥有60个床位。到1940年，据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载：华德路之犹太难民医院已拥有120个床位，且“设有X光部牙科眼科及产科等。该院之收入大概足敷开支。”难民中的教师们在困难的条件下仍继续组织难民的子女学习，并对难民中的成年人进行职业培训和文化补习。有些难民教师后来成了当时两所接收犹太难民子女的学校的骨干。波兰来的犹太难民还将犹太教正统派的教育体系带到了中国，如密尔经学院的正统派拉比学识渊博，将严格规范的宗教仪式和宗教教育带到了上海。同时，德国犹太人中的改革派拉比，则努力吸引难民中的非正统派犹太人参加宗教活动。这些，都进一步强化了犹太教育凝聚难民们集体认同意识的功能。
犹太难民中的编辑和记者们白手起家，自己办起了报纸杂志。从1939年开始，他们居然同时维持着多份德文和意地绪文报刊，这是相当不容易的。其中有影响的如：《上海周报》(Shanghai Woche)，德文周报，主要报道世界政治新闻，也报道本地新闻和侨民新闻；《八点钟晚报》(Acht Uhr Abendblatt der Shanghai Woche)，德文晚报，报道犹太难民新闻；《上海犹太早报》(Shanghai Jewish Chronicle)，又称《上海犹太纪事报》，德文报纸，原是一张周报，后改为每日出版的早报，是历时最长的德文报纸；《黄报》(Die Gelbe Post)，德文月报，由著名精神分析学创始人弗洛伊德的学生，心理学家A．J．施托福尔(A.J.Storfer)创办，该报以介绍文化活动为特点，也刊载政治新闻和本地新闻，反纳粹色彩浓厚，有社会主义倾向；《我们的话》(Unser Wort)，意第绪文杂志，由波兰犹太难民创办，等等。
    来华犹太难民中有众多艺术家，其中不乏已在欧洲家喻户晓的文化名流，如钢琴家兼指挥马哥林斯基、指挥普拉格、小提琴家卫登堡、大提琴家兼指挥舍恩巴赫、大提琴家克劳斯、歌唱家克拉索、爵士乐歌星克罗托勋斯基、电影导演弗莱克、电影明星兼歌手弗洛尔等人。他们成立了艺术、音乐、合唱、绘画等专业协会来团结艺术家，组织文艺活动，到1941年下半年时已至少组建了17个乐队。他们除了演奏犹太人的宗教音乐和民族音乐外，也将西方古典音乐和轻音乐作为重要的表演内容。马哥林斯基、卫登堡、舍恩巴赫等音乐家还常常去上海犹太总会演奏。犹太难民艺术家们在1939—1947年间至少上演了60部德语戏剧，并帮助重建犹太业余剧社，积极创作意第绪语的轻歌剧和音乐剧，丰富了难民们的文化生活。需要指出，难民中的艺术家们在上海上演了意第绪语戏剧，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奥地利著名钢琴家、指挥家维里莫施·津格尔带其乐队来到哈尔滨，也促进了犹太社团和和当地民众的音乐活动。可以说，犹太难民艺术家群体与俄国犹太艺术家共同支撑起了上海、哈尔滨等地犹太社团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
相比那些教授和律师，犹太难民中的工程技术人员较容易找到工作和谋生。他们凭借其专业技能积极地融入上海的经济生活，或是改行做起小商小贩和打杂行当以千方百计地维持生计。到1943年2月日本占领当局在虹口设立“无国籍难民隔离区”时，犹太难民已经开办了307家商业机构。大部分犹太难民靠自身努力维持了生活，仅有2500人居住在“家园”中并完全依赖救援组织。如弗兰克·塞莱格是犹太难民中的一位工程师，先是当上了公共汽车公司夜班加润滑油的领班，接着又到英国人开办的公司中当工程师，后来又到中国人开的五金修理铺当设计师。当日本占领军强迫他们生产手榴弹和其它军火时，他便与中国工人密切配合，设法缩小引线尺寸使生产的手榴弹不能爆炸，以这种间接的方式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来华犹太难民中的一些杰出人物，还为中国和上海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如培养了许多中国学生的音乐大师卫登堡、为中国、上海精神卫生事业付出心血的韩芬教授、犹太难民中的著名画家白绿黑、犹太作曲家弗兰克尔、犹太画坛巨擘希夫、从难民少年成长为柏林爱乐乐团首席小提琴手的赫尔穆特·斯特恩、视上海如故乡的犹太工程师韩布葛、比较语言学国际权威罗逸民等等。
 
可以利用列强的矛盾在夹缝中求生存
日本对犹政策的摇摆和日德在对犹政策上的分歧和差异，以及一个“中立”的苏联的存在，则为在华犹太难民提供了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有利条件。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在全面侵略中国的道路上一步步推进，与在华拥有既得利益的西方国家及苏联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在这种形势下，日本的犹太问题专家提出了“河豚计划”。该计划要在日本占领下的中国土地上建立一个“犹太人居留地”，费用由美国犹太财团提供，为此需要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宣传该计划，并邀请世界各地犹太知名人士访问“居留地”。日本统治集团和犹太问题专家希望藉此吸引犹太资本，改善与犹太人的关系，进而通过犹太院外集团影响美国等国的政策，缓和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削弱其对中国抗战的支持。1938年12月，日本内阁召开“五相会议”，专门讨论对犹政策问题。在这次会议上，五相基本上认可了“河豚计划”的构想。此后，以安江等人为核心的日本犹太问题专家将这一构想扩展为一份长达90页的文件，题为“关于引进犹太资本的研究和分析”。在得到高层批准后，日本犹太问题专家四处推销此方案，重点做上海、哈尔滨犹太人的工作，还派人去美国游说。对于在华犹太人来说，这一计划在短期内产生了一个不坏的效应：日本当局对犹太人的态度变得友善了，而且对犹太难民进入上海和中国其他被日军占领的地方采取了默许态度。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当局放弃了“河豚鱼计划”。日本外相东乡在给驻汪伪政权“大使”的信中称：“由于大东亚战争的爆发，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对犹太人的措施。”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德国以为日本必然会转而奉行反犹政策，因此抛出了要求日本占领军屠杀上海犹太人的“上海最终解决方案”（该计划由约瑟夫·梅辛格上校提交给日本当局，因此又称“梅辛格计划”）。但日本最终并未实行该梅辛格计划，只是在上海虹口建立了“无国籍难民隔离区”。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日本内部主张对美媾和的力量仍把中国境内犹太人视为与美国维持联系的桥梁，日本犹太问题专家也在发挥有限的影响，他们反对按照纳粹的要求屠杀犹太人。其次，日本统治集团仍然希望保持与苏联的非战关系，而屠杀包括俄国犹太人在内的所有上海犹太人必然会对日苏关系产生不利影响。第三，上海犹太社团通过伪“满洲国”和日本的犹太人在日本高层活动，甚至游说日本皇室，劝说日本当局不要实施“梅辛格计划”，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发挥了作用。第四，苏联在苏德战场上击败纳粹德国。德国学者海因茨·埃伯哈德·毛尔的著作《日本为何没有迫害犹太人》分析了日本态度转变的过程：1942年夏天，德国在苏德战场上似乎要取胜，因此日本开始考虑德国方面提出的消灭上海犹太人的计划，但当德国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大败后，日本拒绝对苏开战，对屠杀犹太人的态度也发生变化，最终采取了将犹太人隔离的方式。他指出了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1943年1月数十万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投降，1943年2月日本宣布在上海虹口建立“无国籍难民隔离区”。他的关键结论是：挽救上海犹太人生命的不是日本的宽宏大量，而是战争进程的转折。
在一段时间内，在华俄国犹太人的境况要比欧洲犹太难民和塞法迪犹太人好得多。1941年4月，日本与苏联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部分俄国犹太人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领取了苏联护照，因而享有“中立国”侨民身份。这样，在日本及其傀儡统治的区域里，俄国犹太人一般可自由迁移、工作、上学、经商等。在上海，日军进占租界后，塞法迪犹商还将部分财产转入俄裔犹商名下或手中。但在1945年4月5日苏联宣布《苏日中立条约》失效后，俄国犹太人丧失了“中立国”侨民的礼遇，处在日军的严密监视之下。同年8月，苏联正式对日宣战，自知大势已去的日军遂对一些苏联公民下毒手，其中包括不少持苏联护照的俄国犹太人。
1933年后数万欧洲犹太人在中国避难、幸存的传奇经历，成为中犹关系史上悲壮而又难忘的一页，体现了人类历史上友好互助、抗邪扶正的精神，不正是我们现在常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实历史写照吗。
 
本文摘编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来华犹太难民研究”的最终成果—专著《来华犹太难民研究1933-1945》（上海交大出版社2017年12月版），作者为课题首席专家，专著主编，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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