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来华犹太难民研究》最终成果内容摘编
 
除了何凤山，他们也为救助犹太难民竭尽全力
 
瓦伦堡拯救匈牙利犹太人 1944年4月初，负责“犹太事务”的纳粹高官艾希曼在一帮匈牙利官员的协助下，制订了一个计划，将这个国家的犹太人赶进隔离区，并攫取他们的财产。驱逐行动本定于5月15日开始。然而，人们突然发现，大部分装运犹太人的火车并不是开往德国，而是开往奥斯维辛。到达目的地后，“党卫军”将挑选其中约三分之一充当奴役劳工，剩下的则在毒气室里被处决。从5月15日至7月8日，德国人和匈牙利人一起，共将437403名犹太人运走。7月7日，匈牙利总理霍尔蒂在不断增强的国际和国内压力之下，终于下令停止这一行动。驱逐行动停止后几天，瑞典驻匈牙利公使馆一等秘书罗尔·古斯塔夫·瓦伦堡（Raoul Gustav Wallenberg）抵达布达佩斯。他与布达佩斯的外交官群体密切合作，运用“美国犹太人联合分配委员”（JDC）的资金，通过美国“战时难民委员会”，向匈牙利犹太人发放特制的“保护通行证”。拥有此通行证的人，将被视为等候遣返的瑞典公民。虽然此类文件都是在情急之下制造的，但看起来非常正式，足以令大多数德国和匈牙利官员对其有效性信以为真。瓦伦堡还使用“战时难民委员会”的资金，在布达佩斯租了30幢房子，供这些“瑞典”犹太人在等待转移期间居住，并对外宣称这些房子都是不可侵犯的瑞典领土。在这30幢房子里，瓦伦堡等人共藏匿着将近一万名犹太人。瓦伦堡一次又一次冒着生命危险，尽可能多的救援犹太人。约翰·毕尔曼（John Bierman）描述了他的一次冒险经历：“他爬上火车车顶，透过尚未被封死的窗户，向车里的人分发保护通行证。德国人命令他下来，可是他全然不为所动，… 发完护照后，他令所有拥有护照的犹太人下车，走向附近停着的大篷车，这些车都喷成瑞典国旗的颜色。我不知道确切数字，但他的确拯救了好几火车犹太人的性命。”
1945年1月，苏军到达布达佩斯后，在这个城市的两座隔离区内，仍居住者9.7万犹太人。1月13日，瓦伦堡要求与苏联官方会谈。四天后，他前往匈牙利东部的德布勒森，与苏联军方首脑协商，结果一去未返、就此失踪。1957年，苏联宣告瓦伦堡为美国间谍，10年前已死于卢比扬卡监狱，不过几年后关于瓦伦堡的报告，却坚持认为他死于苏联的战俘营系统中。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授予瓦伦堡“国际义人”称号，1981年，美国授予他荣誉公民。
 
门德斯向法国犹太人发放“救命签证” 1940年春德军入侵法国后，葡萄牙派驻法国波尔多的领事馆立即充斥了各类难民，他们都试图获得签证，以逃离即将开始的纳粹迫害行动。总领事阿里斯蒂德斯·德·索萨·门德斯（Aristides de Sousa Mendes）是改宗犹太人后裔，他的父亲系葡萄牙最高法院的一名法官。当时葡萄牙对犹太难民的政策相当简单：他们将获得30天的旅游签证，但不得在葡萄牙境内长期停留。然而，犹太族群也同时出现在不受欢迎外国人的名单上，因此他们可能遭遇拒绝入境。聚集在领事馆大门外的大量犹太难民的悲惨情景打动了门德斯，他决定为所有申请者签发签证。面对其下属的质疑，他解释道：“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这些人死去。他们中的很多人的确是犹太人，然而我国宪法规定，不能因某个外国人的宗教信仰或政治立场，而拒绝接纳其进入葡萄牙避难。我决定遵循以上原则。我打算向所有申请者发签证——无论他们有没有能力偿付签证费。”门德斯的承诺立刻在波尔多的难民圈子中流传开来，数不清的签证申请表如雪片一般飞来。他只得开放领事馆和自己家的房子，以容纳挤得水泄不通的申请者。他的侄子小门德斯描述了当时的情景：“从1940年5月10日至这座城市被占领之日，餐厅、画室和领事办公室都允许难民任意使用，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充满了屋子，而且大多数都是老人和病人。……领事馆内的工作人员整个白天和半个晚上连轴转。我叔叔因为劳累过度而生病了，下不了床。他权衡利弊得失之后，决定将领事馆的全部设施向所有难民开放，而不以其国籍、种族或宗教信仰而作出区分。他已决心承担一切可能的后果。在某种‘神圣力量’（这是他自己的话）的支撑下，他从病床上走下来，下令向所有申请者免费发放签证。”葡萄牙外交部对门德斯的行为大为震怒，并命令他立即返回里斯本。为了确保门德斯迅速回国，外交部派遣了两名“密使”，将他“挟持”至葡萄牙。当门德斯和他的同事抵达西班牙城镇比亚里茨时，他发现西班牙边境警察正依照葡萄牙政府的请求阻挡波尔多领事馆所发签证的持有者通过边境。门德斯最终还是成功说服西班牙边境警察，使犹太难民拿着来自波尔多的签证得以通过西班牙的边检站。门德斯回到里斯本后，葡萄牙外交部不但解除了他的职务，还剥夺了他应得的所有政府津贴。后来他虽然竭力向萨拉查政府申诉，却没得到任何回应。总部设在美国的“希伯来人收容与移民援助协会”向他提供了一些支持，并帮他的两个孩子移民至美国。他的妻子死于1945年，6年后，门德斯在“被遗忘、心碎、赤贫”的状态中去世。1966年，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宣布授予他“国际义人”称号。22年之后，葡萄牙政府恢复了他的名誉与声望。1996年，外交部重新给予他领事资历。这一年晚些时候，政府决定对他的家庭“做出赔偿”。人们会永远记住门德斯说过的一段话：“如果就因为那一个基督徒（指希特勒）而导致成千上万犹太人受难，那么，当然也可以以一个基督徒受难为代价，换取成千上万犹太人的福祉。对于我曾经做的一切，我毫不后悔。”
 
佩拉斯卡和布利兹救助匈牙利犹太人 1944年夏天，西班牙驻布达佩斯公使馆负责人安赫尔·萨恩斯·布利兹（Angel Sanz Briz）争得西班牙外交部支持，与匈牙利政府协商向200名西班牙裔犹太人发放西班牙护照。这位西班牙外交官在布达佩斯四处奔走，询问领子上有黄色大卫星标志的男男女女：“你们中有人和西班牙有半点关系吗？”然而，在以德裔犹太人为主的布达佩斯，他一共只找到了45名符合条件的犹太人。于是他便向其他犹太人发放了“保护通行证”，原本200人的人数限额也被他刻意曲解为200户犹太家庭。他甚至通过一直发放序列号小于200的证件来规避人数限制。为了进一步保护得到通行证件的犹太人，从1944年秋天开始，布利兹还动用了领馆资金和个人捐款建立了四座西班牙领馆下属的庇护所，让犹太人居住在内，以躲避纳粹的侵袭。他聘请了一名叫乔吉奥·佩拉斯卡（Jorge Perlasca）的意大利裔西班牙人，负责监管这些庇护住宅。布利兹因西匈两国关系恶化而不得不离开布达佩斯后，佩拉斯卡承担起了救助犹太人的任务。他宣称：“布利兹已留下特别指示，在他不在布达佩斯的这段时间，任命我全权履行他的一切权力与职责！现在站在你们面前的，就是西班牙政府的正式外交代表！”此后，佩拉斯卡竟成功地令匈牙利和德国官员都相信，自己就是西班牙政府的新代办。实际上，他根本不具备任何官方外交职位。一天早上，他前去布达佩斯的约采夫法罗斯火车站寻找两名犹太儿童，他们是匈牙利人刚刚从一所庇护住宅内劫走的。在一队等待驱逐的人群中，他找到了这两个男孩，于是催促他们赶紧上他的黑色别克轿车，这辆车悬挂着西班牙国旗。佩拉斯卡刚刚把这两个孩子塞进后座，一位德国士兵走上来，命他交出孩子。佩拉斯卡厉声对德国士兵说，自己的车属于“外国领土”，如果他胆敢碰这两个男孩一根汗毛，那就触犯了“国际法”。这个德国警卫遂推开佩拉斯卡，试图抓住孩子。正在双方推搡扭打之际，一个党卫军官员走过来，命令士兵别再管那孩子。然后他告诉佩拉斯卡：“走吧，尽管带他们走吧。反正迟早他们得死。”瑞典外交官瓦伦堡正好当时也在火车站，他走到这位西班牙“外交官”面前问道：“你知道刚才那人是谁吧？”佩拉斯卡答道，“我不知道。” 瓦伦堡告诉他：“他就是阿道夫·艾希曼。”佩拉斯卡与全副武装的军队发生正面冲突，上述事件可不是唯一的一次。还有一次，一批人闯入一座西班牙庇护住宅，掠走了一批犹太人。然后，他们胁迫这批人朝多瑙河走，并打算在那里处决他们。佩拉斯卡再一次及时出现，并警告这支部队的头目，他打算给马德里政府发电报，告知这次对“西班牙外交权力的野蛮侵犯”。佩拉斯卡信誓旦旦的说，这一行动将破坏匈牙利和西班牙的关系。于是，那些人心虚了，不得不将所有犹太人又交还给佩拉斯卡。 历史学家认为，佩拉斯卡和布利兹共救助了大约5200名犹太人。他们都被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宣布为“国际义人”。
 
荷兰外交官用“无需签证”印章救助犹太难民  1939年9月德军攻占波兰，大批波兰犹太人涌入立陶宛等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同时，也有逃离欧洲其它德占地区的犹太难民转辗进入立陶宛。对于这些滞留在立陶宛的犹太难民来说，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是：如何在德国人来到之前离开这个国家？要离开立陶宛，他们必须获得某个国家发的入境签证、至少是中转（过境）签证。在这紧要关头，荷兰驻拉脱维亚大使暨波罗的海各国代表德克（L.P.J.de Dekker）收到的一封来信使他想出了一个救助犹太人的办法。一位荷兰籍犹太人写信给德克，询问他去荷属殖民地库拉索是否需要签证。德克回信告诉他，进入库拉索无需签证，但需要获得该岛总督颁发的登陆许可证。德克明白，犹太人几乎不可能获得这样的登陆许可证，但他突然想到，“去库拉索无需签证”的印章也许能帮助犹太人获得其它国家发放的中转签证，此后他们不必去库拉索，可以在到达中转地后另寻出路。于是，他立即通知荷兰驻立陶宛代理领事茨华登迪克（Zwartendyk）可以在犹太人的护照上加盖这一印章。当时，茨华登迪克也正在想尽办法帮助犹太人。此后一段时间，他给数千名犹太难民的护照加盖了“去库拉索无需签证”的印章。获得这个印章的犹太难民又从日本驻立陶宛领事杉原千亩处获得了去日本的中转签证，从而逃离了立陶宛。1941年6月22日德军进攻苏联，随即占领立陶宛，没有离开那里的犹太人全部被杀害。来到日本神户的数千犹太难民无法获得去美国的签证，最终来到上海，并在上海度过了整个战争时期而幸存下来，其中包括欧洲最有影响的密尔经学院的全体师生。
战后，密尔经学院在纽约和耶路撒冷重建。至今，该院代表每年都要来到立陶宛、上海和神户，以纪念他们逃离大屠杀而幸存的难忘经历，也感谢荷兰、日本外交官和上海市民的救助之恩。
 
格吕宁格尔为救犹太人失去公职和政府津贴 1939年10月19日，瑞士政府发布法令，强化对犹太难民的严格限制。法令规定，将驱逐所有非法进入瑞士领土的难民。有些官员无情地执行如上法令，然而在很多地方，比如巴塞尔-兰德、巴塞尔-施塔德、纳沙泰尔、沙夫豪森和格劳宾登等州，当地官员为帮助“非法难民”付出了很多努力。不过，瑞士政府对违反移民法规的官员，惩罚是十分严厉的。1939年春天，圣加仑市警察局长保罗•格吕宁格尔上尉（Captain Paul Grüninger），为了使3600名犹太人继续留在瑞士境内，修改了他们的签证，结果遭致革职处分。尽管很多人警告他停止此类“非法”行动，但格吕宁格尔坚持凭自己的良心行事，终于招致盖世太保的关注，后者将他的行动报告至伯尔尼的瑞士警察部门。格吕宁格尔失去了公职和所有政府津贴，并在贫困中度过了余下的一生。1971年，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宣布他为“国际义人”。在耶路撒冷举行的“国际义人”称号授予典礼上，格吕宁格尔对自己行动的解释是：“在我的内心深处，那施予救援的倾向，根植于我深刻的基督教信仰和我的世界观……虽然我经常令自己处于困难的境地，但解决问题的出路总会呈现。我感到，上帝一直在以一种充满力量的方式帮助我。”（摘编自潘光主编《来华犹太难民研究（1933-1945）：史述、理论、模式》，全书由上海交大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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