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大屠杀是20世纪犹太民族、乃至人类经历的一场“浩劫”。对于这一历史悲剧的记忆，在全球犹太人民族身份的建构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不仅如此，大屠杀记忆与以色列的安全也存在着重要关联。实际上，大屠杀记忆及其关键设施大屠杀纪念馆（Yad Vashem）乃是以色列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织部分。

20世纪50年代，以色列议会先后通过数个法案，将每一年犹太历尼散月27日设定为以色列的大屠杀纪念日，并在被称为“纪念山”的赫兹尔山上建立一个国立的纪念馆，将之命名为“大屠杀殉难者和英雄纪念馆”。支持建馆的以色列议员显然带有明显的塑造国民精神以保障国家安全的考量。大屠杀纪念日之后紧接着就是以色列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和独立纪念日，而且这三个纪念场所都在以锡安主义之父赫兹尔命名的山上。纪念馆毗邻以色列国防军烈士陵园，表明大屠杀与以色列建立者、保卫者的有机关联。此种时空关联表明犹太民族“从浩劫到重生”的历史转折。其命名一方面体现大屠杀中犹太民族惨绝人寰的殉难遭遇，另一方面则颂扬面对绝境坚持抗争奋战的英雄主义精神。
数十年来，大屠杀教育和记念已经在以色列社会广泛、深入开展。从基础教育开始，以色列青少年就会在不同阶段接受大屠杀课程。一年一度的大屠杀纪念日尤其是以色列日历中最神圣的日子之一。在纪念日，以色列警笛长鸣、举国肃穆，行人止步、车流停歇，所有餐馆、咖啡厅和娱乐场所都会关门歇业。参观大屠杀纪念馆还是以色列国防军政治思想培育的重要一环。几乎每一个士兵在参军后都会被带到这里，接受相关训导。该馆设有专门的“以色列国防军和安全服务部”，为国防军提供专门团队担任指导和讲解。

在以色列内容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体系中，大屠杀纪念和教育占据着一个独特的关键位置。以色列众多的的历史文化古迹，展示着犹太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有助于激发以色列人的自豪感。马萨达堡以及其他军事纪念场馆（如帕尔马赫纪念馆）可以激发以色列军民的英雄主义精神。而大流散纪念馆和大屠杀纪念馆则时刻警示在没有国家和权力状态下犹太民族的悲惨境遇。大屠杀历史尤其警醒以色列人记住历史上犹太民族的灭绝浩劫，时刻注意国家和民族当下面临的威胁，并下定决心使犹太人缺乏权力、安全毫无保障的历史“永不重演”。它所强调的是锡安主义事业的正当性和以色列国对犹太民族安全的重要性，从而推动以色列人形成强大的国家认同以及强烈的个体责任意识。
大屠杀纪念馆中的展览、雕像等内容鲜明体现了从浩劫到英雄主义抗争的主题。除了大屠杀期间遭遇的种种劫难，该馆还有英雄主义柱、抗击德国纳粹的犹太士兵纪念碑等颂扬英雄主义的设施。华沙隔都广场纪念雕塑在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的纪念墙被一分为二，一半展现犹太人被大规模转移到死亡营，对苦难发生难以理解的拉比就此责问上帝；另一半则是华沙起义领导人像，塑造得类似于古希腊的战士模样，充满力量和勇毅。主题历史展览则以以色列建国为终点，同时在场景色调上由幽暗压抑转为光明。此外，华沙隔离区犹太人的抗争和起义也被大书特书。
全国大屠杀纪念日前夕，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会带来总参谋部成员以及其他高级军官，亲临大屠杀纪念馆举行一次高层会议，来表达保卫以色列和全球犹太人安全的决心和使命。这是以色列国防军的一个传统。在此类会议上，高级军官重温他们亲友在大屠杀中的劫难之路。2012年4月16日的会议上，国防军总参谋长Benny Gantz分析了以色列和全球犹太人面临的挑战，然后宣示以色列国防军保卫国家和民族安全的决心：“我们能够并且必须像一堵不倒的城墙那样屹立在新老反犹主义面前。我们必须达到使以色列成为任何地方犹太人的安全天堂的目标。它是一个由军队提供保卫的、安全的民族家园。它可以克服任何地方任何冲突。在这里，我们人民的生活可以免于恐惧。”在另一次会议上，总参谋长加比·阿兹肯纳齐谈了他父亲在大屠杀中幸存的经历，并以他父亲和其他数百万殉难者的名义宣示：“我们将永不依赖他人的仁慈，犹太孩童将无须恐惧并祈求饶恕，邪恶势力也将永不能决断犹太民族的未来。”

在大屠杀纪念日活动中，以色列领导人往往通过纪念历史悲剧与应对当下的安全威胁相关联。在近年来的大屠杀纪念日，经常被以色列领导人提及的就是致力于发展核技术的伊朗。在2012年4月18日纳粹大屠杀纪念馆举行的纪念仪式上，以色列领导人将伊朗核问题与纳粹大屠杀历史做了关联。以色列总统佩雷斯称，“今天，人们别无选择，我们必须从纳粹大屠杀历史中吸取教训，并在时间太晚之前对生死存亡的威胁做出强有力的应对。伊朗就是这种威胁的中心。”而总理内塔尼亚胡则称：“那些认为伊朗威胁只是幻想或者被夸大的人们，没有从纳粹大屠杀中学到任何东西。”。两位领导人分别来自以色列左、右阵营，他们的认知代表并体现了以色列社会的共识。在2013年4月7日的大屠杀纪念活动上，内塔尼亚胡的发言则表达了以自助的方式解决伊朗核危机的决心。他说：“我们欣赏国际社会为阻止伊朗核计划所做的努力，但我们无论何时都不会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其他国家，哪怕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通过这些历史教育和体认，大屠杀历史经验深深地深入以色列国防军乃至以色列社会中，对以色列的安全和战略文化产生根深蒂固的影响。对集体灭绝的恐惧以及捍卫群体生存的紧迫感，在纳粹大屠杀后成为犹太民族心理的重要特征。纳粹大屠杀在心理上塑造了以色列，它产生了一种感觉，即犹太人处于即将灭绝的威胁中。其狭小的疆域，更容易加剧此种安全焦虑。“以色列经受不起一次失败”，这样的意识在建国之初就已经在本-古里安等领导人心中扎根。一旦出现严重的安全威胁，以色列社会的“灾难边缘”——“从最坏处着想”的心理就会迅速抬头，将时下面临的严重威胁与纳粹大屠杀相提并论成为主导性意义架构方式。外部世界对犹太民族命运的冷漠和犹太人在纳粹大屠杀中的孤立无援是一个被一再提起的话题。对于灭绝的恐惧和焦虑，导致以色列通过追求和使用权力来减轻恐惧。恐惧与权力、恐惧与攻击在以色列对立统一，相互强化。以色列所倚重的权力，主要就是军事力量。维持以色列在中东的军事优势，在以色列安全战略中处于核心位置。

克服大屠杀经历留下的受辱感、无力感和恐惧感，还推动以色列在军事上示强，倾向于采取进攻性的强硬路线。2003年，以色列空军四名飞行员驾驶三架战机，不顾波兰政府反对，强行飞越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此举在以色列受到广泛赞誉。笔者曾与一名大屠杀幸存者交谈。该幸存者曾长期担任以色列国防军飞行员，先后参加过五次战争。他非常认可以色列空军这一壮举，认为此举显示犹太人成为有权力、能自卫的民族，证明犹太人不再弱小，任人宰割；此举还证明纳粹灭绝犹太人的图谋已经失败。除了此种显示力量的象征性行为，以色列国防军在应对来自周边激进势力的暴力活动时，也往往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而重拳出击，结果给巴勒斯坦人带来惨重伤亡而广受责难。
参观大屠杀纪念馆也经常成为以色列与其他国家安全交流的一部分。外国政要访问以色列，往往会应以色列的要求参观该馆，悼念犹太死难者。通过此类悼念活动，以色列可以借此获得别国在政治和安全事务上的同情、理解，以减轻国际社会在巴勒斯坦等问题上的压力。一些外国政要也经常借悼念大屠杀死难者之机以展现对以色列安全的关切和支持，甚至出台一些实际的举措。如德国总理默克尔就在参观大屠杀纪念馆时发表强烈支持以色列的演说，并宣布向以色列以低价出售四艘先进潜艇。

当然，以色列国内对大屠杀记忆与以色列安全之间的关联的看法多种多样。左派担心此种创伤记忆导致以色列在安全问题上过度反应，显得歇斯底里。他们尤其担心这一创伤导致以色列国防军背离了自身“洁净武装”的理想和原则。他们主张大屠杀记忆应受尊重，但反对将其与当下的安全环境进行错误类比而政治化利用，反对透过大屠杀棱镜去认知安全环境。在他们看来，以色列不应该仅仅是拥有空军的大屠杀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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