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发表于《社会科学》2004年11期     
 
 
 
当代美国亲犹主义的文化根源
 
汪舒明
 
 
内容提要： 当代美国主流社会呈现出某种程度的亲犹主义。这种亲犹主义情绪是当代美国所经历的广泛的文化变迁的结果。希伯来文化和精神曾对美国文化的发展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在当代，美国犹太人已经成功地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在文化上则成功的实现了美国化。二战以来犹太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对话则使两大宗教开启了历史性和解的进程，建构起“犹太教——基督教传统”这样一个文明认同的共同基础，拉近了美国主流社会和犹太人的关系。此外，20世纪末了美国社会捍卫主流文化的保守冲动也助长了主流社会的亲犹主义。
  关键词：美国、亲犹主义、文化根源
中图分类号：
作者简介：汪舒明，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院实习研究员。
 
    在悠久的犹太民族流散史上，强大而繁荣的犹太社团总是伴随着客居地主流社会强烈的反犹主义。但在当代美国，犹太社团史无前例的强盛却并未招致主流社会的嫉妒和敌意。二战以前，美国社会还充斥着被称为“社会反犹主义” 的种种排挤犹太人的非正式制度，试图将犹太人阻挡于主流社会尤其美国精英场所（如一些社团、俱乐部、学校和娱乐场所）之外。但二战以来，白人主导下的美国主流社会呈现出对犹太人的高度接纳、亲近、友善甚至拉拢的态度，即某种程度的亲犹主义。根据1999年3月盖洛普新闻服务中心发表的“关于美国人接受妇女、黑人、天主教徒或犹太人作总统”的民意调查报告显示，愿意投票选一位犹太人当总统的比率1937年时为46%，1958年达到62%，1965年达80%，1999年则达到了92%。2000年大选民主党就推举约瑟夫·利伯曼为其副总统候选人。在参众两院和地方官员的选举中，犹太人也获得选民大量支持而大批当选。美国白人中表示愿意接受自己子女与犹太人结婚的比率以及实际的白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异族通婚比率也不断上升，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对于此种现象，人们主要从美国与犹太人的母国以色列之间的政治制度和战略利益相契、西方社会普遍的对大屠杀愧疚感、美国犹太社团的在政治、经济、舆论媒体等领域的强大实力等方面来解释。但笔者认为，美国社会亲犹主义的出现更是当代以宗教为核心的美国文化领域种种重大变化的结果。
一、美国早期历史和文化中的希伯来因素
    追溯历史，美国人对希伯来文化并不陌生。开拓新大陆并塑造美国典型特征的清教徒就深受希伯来文化和精神的影响。希伯来精神是美国文化的固有传统和有机组成部分。
    清教徒为逃避欧洲的宗教迫害，寻求信仰自由来到新大陆。在他们从旧大陆带来的数量极为有限的书中，《旧约》就是最重要最普及的一本。作为虔信主义者，信仰对于他们来说不仅仅是热情，还是生命的终极目标。他们把自己来到新大陆看作是对上帝选召（calling）的应答，来完成上帝赋予他们的使命，因此，上帝是他们的最高权威。置身北美茫茫荒原，面对种种劳苦和危险，《旧约》成了他们首要的行动指南，为他们消除恐惧，提供信心和激励，满足他们日常生活所需。他们完全确信《旧约》，将它当作万物的尺度，是知识和惯例的终极源泉，并几乎以一种专横的方式将《旧约》用于各种特定的需要。司法领域的影响尤为明显，各殖民地许多法律的制定就大量依据、引用《旧约》；马萨诸塞、新英格兰等殖民地还一度排斥英国普通法，而代之以《旧约》文本作为法官判案的根据。在殖民地，“摩西律法…是最高权威。是无人敢于质疑和拒斥的权力之源。……”清教徒把自己等同于在迦南流浪的古代以色列人，新大陆就是他们心中的新以色列，而英国是埃及，他们的领袖往往被比附为《旧约》中的犹太先知，如华盛顿就被比做摩西。他们感觉自己跟古代以色列人的命运何其相似，而《旧约》中的希伯来先知对他们就像对古代希伯来人那样直接说话。甚至古代以色列人人神之间立约的观念也深入人心，人们感觉上帝与他们之间也建立起了契约，他们要向上帝负责。他们在宗教生活中也经常仿照犹太教惯例、习俗，如北美的新教就实行教会独立的犹太教的体制。
    早期新大陆的教育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而希（伯来）语就被置于一个崇高和神圣的地位。希语不仅被当作确切理解《旧约》启示的关键和走向高等学问的最佳途径，也被当作语言之母而备受推崇。在17、18世纪，希语的学习在新大陆蔚然成风，也广为普及。教习希语在美国高校有悠久的传统，甚至还渗透到了一些较低的学府。哈佛、耶鲁等著名学府都在其创校之初就将希语定为必修课。在Ezra Stiles出任耶鲁校长时，他就使所有的新生学习希语。在他看来，如果耶鲁毕业生在进入天堂时对希语还一无所知，那就是一件可耻的事。只是到了19世纪后期，随着世俗化进程的加深和自然科学知识的进展，希语教育才在美国衰落下去。
    清教徒们还受到古代希伯来先知的道德理想主义的强有力的感化，以之锤炼心智、坚定信心和信念，并据以确立政治原则。那些希伯来先知的道德理想深刻地影响了美国政制的形成。专制君主的统治显然违背圣经，违背了希伯来先知精神。在独立战争前后，摩西和撒母耳就被革命者视为榜样，引导人们以决绝的行动反对君主制。那些蕴藏在希伯来先知精神中的美德（公义、平等、人道主义等精神）是美国民主的必要条件。美国信条的根本精神就体现在《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这两个文本中。基于神法，造物主赋予人类种种不可剥夺、不可让与的自由和权利，而《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旨意以及基于这些文本而建立的政府的职责就是维护这些源自神法的自由和权利。可见，希伯来先知的道德理想渗透在美国政制中，延续至今。
    希伯来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在此难以一一枚举，但它对美国的影响尤其深远而广泛。1966年约翰逊总统对来访的以色列总统夏扎尔（Shazar）说“……我们也是在希伯来文化中成长起来的，……这是我们的遗产，也是你们的遗产。”他说出了美国历史的一个事实。
二、融入美国：美国犹太文化的成功转型
犹太民族在文化上有很强的独特性，因此，能否与客居地主流文化友好相处从来都是犹太民族与流散地主流社会关系中的关键问题。在旧大陆反犹主义根深蒂固的环境中，犹太民族总是反身向内，固守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使犹太民族在文化上显得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而犹太社团也往往被视为国中之国。但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却为犹太民族迅速实现文化转型（即通常所称的“美国化”）以及顺利融入美国主流社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尽管美国不是普世大同、没有反犹情绪的天堂，饱受欧洲反犹主义煎熬的犹太移民还是将美国当作民主、自由、平等的乐土和充满机会的乐园。他们恪守“做一个美国人”、“像美国人一样生活”这样的信念，努力融入美国社会。他们钟爱美国、高度认同作为美国主体精神的“美国信条”。 在当今美国新保守派中的犹太人身上，犹太人根深蒂固的特选意识和救世主义明显地与美国山巅之城的救世情结紧密纠合在一起，表现出强烈的向全球扩展“美国信条”的冲动和激情。新保守派重要干将诺曼·波多雷霍茨在他的《我与美国的爱情故事》里，就鲜明地表达了这个主题。他们是狂热的美国的“爱国者”，是一些比美国人更美国人的犹太人。还有金融大鳄索罗斯——他既是全球化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也是民主制度的狂热推广者——简直就是美国信条的最好的化身。尽管美国犹太人已经迅速向上爬升为美国社会中一个高度成功的群体，但他们仍然极为罕见地群体性地倾向于自由主义传统，倾向民主党。“在美国，其大多数人在社会经济提高后似乎仍不改变其政治忠诚的少数民族团体，犹太人是唯一的一个。这种与自由主义的联盟构成了美国犹太人的政治特征，甚至当这种联盟威胁着他们中一些人或许多人的利益时也是如此。”
尽管不无痛苦，但犹太移民在“同化”道路上一路捷驰，在不到两代人的时间里，他们就已经高度“美国化”了。首先，他们最出色地利用了美国自由民主和平等竞争所提供的机遇而崛起，其在美国自由主义政治、全球化资本主义经济、创新文化中的强大影响力恰好说明了他们在这些领域的巨大贡献和作用。可以说，美国犹太社团的繁荣发达与美国的发展和强大相伴随行。其次，来自东欧的老一辈犹太移民有很强的传统意识，他们的生活仍然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并在美国（尤其纽约）移植了东欧的意第绪文化，他们在传统和现代的夹缝中痛苦的挣扎。但是，移民后裔的传统意识已经严重衰落，他们已经深深地同化于美国主流文化中。一度辉煌的意第绪文化不可挽回地没落了。犹太人急切地闯入知识的世界，“去占有理性时代的空间”，犹太教育的空间受到世俗教育的挤压而日渐缩小。受美国新环境尤其女权主义的影响，一批批犹太妇女走出家庭，走向独立和自决，投入广泛的社会领域。犹太移民后裔的宗教意识淡漠，变得高度世俗化了。到20世纪末，美国犹太青年中已有一半左右的人公开宣称不再信仰犹太教，有的声称：“我们是犹太人，但我们首先是美国人，……”。另外，美国犹太人中的异族通婚现象已经非常普遍。据美国犹太人委员会（AJC）的统计，1900年前后，98.92%犹太人不与外族通婚，1900-1920年间，异族通婚比例为2%，1940年为3%，1965年为17.4%，而到1966-1972年间则达到了31.7%。近几年则已经达到了47%，比1990年提高了4%。
在融入美国的进程中，作为犹太民族文化内核的犹太教也在美国现代主义冲击下发生了种种适应性的调整和形变。美国犹太教分化为正统派、保守派、改革派和重建派四大流派。后三者对现代主义的冲击都进行了回应，都主张犹太教应适应科学、理性、进步的潮流进行改革。改革派奉行的是向现代主义一边倒的态度。1885年的《匹兹堡纲领》最能体现其与现代化、理性化的美国社会调谐的愿望。它强调犹太教是一个“进步的宗教”，“曾为获得与理性的统一而努力”；强调“现代科学研究的所有成果都不违背犹太教义”，主张除了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犹太教内核，“那些与现代文明的思想及习惯不相适应的”、妨碍“现代精神”的一切均应抛弃。大批有浓厚保守色彩的东欧移民的到来才使得改革派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保守化转向。保守派奉行的是一种温和的改革路线，主张在尊重传统的前提下进行改革，把犹太教从僵死的存物变成“活生生的、充满弹性的传统”；它认为现代思想将丰富而不是瓦解犹太教；断言犹太教发生某些变化不可避免并能够依据《圣经》及拉比文献中的先例正确的发生。但它不主张改革派片面迎合现代主义而任意地破除某些习俗的做法。莫迪凯·开普兰开创的、从保守派中分化出来的重建派则是“美国土生土长的犹太教”。为了解决现代主义带给犹太教信仰的危机，调谐美国生活方式和传统信仰的矛盾，他主张“以现代主义及理性主义为基础”，来重构犹太教的哲学基础。他把犹太教定义为一种包罗万象、与时俱进的“文明”；将上帝解释成有生命力的宇宙，而不是超自然神；认为人类的理想与目标在于今世的创造、实现和满足而不是来世的拯救；犹太教作为一种文明，其故土在以色列，而在美国文化中则处于从属地位，应与美国文化“相容共存，协调一致”；并主张犹太人一方面要积极参与和支持锡安主义运动，另一方面，还应全面参与美国社会。虽然重建派是个仅占美国犹太人口2%的少数派，远少于其他三派，但它在思想上却产生广泛影响，“绝大多数美国犹太人的态度都更接近于重建主义”。至于正统派，它在美国文化的冲击下，也分化成众多宗派，纷争不断，其传统教规的约束力正在减弱，群众基础正在缩小。自身也在调整，如普遍接受世俗教育等。
三、战后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对话与和解
如果说，美国传统中的希伯来基因和犹太社团在文化上顺利融入美国使奉行宗教宽容、自由和多元主义的美国社会对犹太人还怀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制约了反犹主义的发展；那么，二战以来基督教（广义）与犹太教之间的对话与和解运动则在很大程度上弥合了历史性的伤痕，进一步拉近了双方之间的距离。
在美国自由主义的环境里，两大宗教早就开始了对话与和解的进程。早在1927年到1928年，犹太人、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就联合建立了全国基督徒和犹太人会议，以消除宗教偏见，增进共有的理想。纳粹屠犹留给基督教世界在道义上对整个犹太民族沉重的负罪感，这进一步促使基督教大力推动与犹太教的对话，以实现历史性的和解。20世纪50、60年代以来，两大宗教各教派之间共同设立众多以跨宗教对话和交流为目标的组织。其中“基督教徒和犹太人国际理事会”（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Christians and Jews）是最大的组织，有38个下属机构分布在全球许多国家，从事跨宗教对话（其在美国的分支机构为“社群和正义全国代表大会”）。还有的“犹太—基督教关系”（Jewish-Christian Relations）、“基督徒和犹太人国际伙伴” （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of Christians and Jews）、“支持以色列基督教领袖全国代表大会”（National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 for Israel）等众多机构和组织。其次，两大宗教各教派之间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共同开展神学研讨，双方都发表了大量有利于和解的宣言。另外，它们还在一些持共同立场的社会事务和国际事务中采取联合行动，相互支持。  
天主教对犹太教的态度转变最为显著。二战以来的历任教皇都高度重视并并积极推进与犹太教的对话与和解进程，他们在不同场合发表讲话和宣言，表达对历史上反犹主义的忏悔和希望和解的立场，阐发有助于和解的新神学教义和观点。其中1962-1965年的第二届梵蒂冈大会发表题为《在我们的时代》（Nostra Aetate）的宣言和1986年约翰·保罗二世（Pope John Paul II）对罗马犹太会堂历史性的访问是其中最具象征性的两大事件。宣言宣告了两大宗教从此结束敌视和对立的旧时代，走向对话与和解的新时代。而保罗二世在1986年的访问中则进一步提出了“犹太宗教在某种意义上‘内在于’我们的宗教。我们跟犹太教存在我们与任何其他宗教所不具备的（特殊）关系。你们是我们亲爱的兄弟（dearly beloved brothers），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你们是我们的兄长（elder brothers）”。
深入对话的结果是双方关系和教义方面发生许多重大的变化。
首先，对话导致了通常所说的“犹太教—基督教传统”（Judeo-Christian tradition）这样一种概念（或理念）的形成。历史上，尽管双方同出一源，教义高度一致。但双方的敌视、竞争却从未停止过。双方在神学上的差异被无穷放大，而共性总是被忽略。而“犹太教—基督教传统”概念的形成则颠覆了历史，凸显了双方的共性，即双方信仰一位共同的上帝、同有一部圣经（《旧约》），都信仰弥塞亚降临，以及有着共同的伦理标准。由此，对“西方文明”的认同才形成了更加现实的基础。
其次，双方在神学教义方面的作了重大修正和调整。基督教为历史上的反犹主义忏悔，带着愧疚之情承认纳粹大屠杀（Shoah）跟长期以来基督教的反犹主义有内在的联系，反对并谴责现实中的各种反犹主义，清除本身教义中的反犹说教；认为基督教和犹太民族之间有共同的精神遗产和精神纽带，存在特殊关系，基督教对犹太民族有一份精神之债；承认上帝与犹太民族所立契约恒久长存；承认耶稣和他的门徒也是虔诚的犹太人，不能因耶稣之死而不加区别的归罪于古往今来的所有犹太人；承认以色列与犹太民族拥有不可分割的精神联系及其对犹太民族生活的重要性；认为犹太教仍是一种富有生命力的信仰；主张过去的敌对不应限定今日两教之间的关系，双方应在相互尊重、相互理解、求同存异的基础上进行对话，和平共处，并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而合作。犹太教也对基督教的和解姿态积极回应。2000年，来自英、美、加、以等国的各犹太教派的150多名拉比（Rabbi）和犹太学者签署并发表的题为《说真话》（Dabru Emet）的宣言就表达了犹太教原则立场。他们希望基督教勿忘历史，要求基督教对犹太教更完整更深入的理解。同时也认识到双方广泛的共性，接受求同存异、相互尊重、宽容和理解的原则。表示要尊重彼此的差异，为世界的拯救，为和平和正义共同努力。尽管大部分正统派拉比不主张与基督教开展的神学对话，但他们也主张两大社团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在非神学领域开展合作。
最后，由于对话和和解，两大宗教门户不再森严。基督教世界出现了一些强烈亲犹亲以的派别和组织，如“基督徒以色列之友”。尤其美国基督教右翼（如福音派）就强烈支持以色列，支持锡安主义事业，大力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扩建定居点。也有很多犹太人接受了耶稣为“拿撒勒的犹太人”这样的理念，甚至出现了“事奉耶稣的犹太人”（Jews for Jesus）这样的自愿改宗基督教的犹太人的组织。
四、种族认同的抬头和白人的忧虑
    多元的美国一直有一个唯一的主流族裔和主流文化，即以英格兰清教徒移民的历史文化传统为基础的价值标准和文化（即通常所说的WASP）。正是围绕它们以及它们缔造和确立的美国信条——所有人的尊严与平等，人的不可剥夺的追求自由、公正与机会的权利，主要来自欧洲的各种民族、宗教（意大利人、爱尔兰人、德意志人、犹太人等）移民群体“合众为一”，凝聚为一个美利坚民族。其典型表述就是“熔炉”学说。
    但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新移民法颁布后，新移民及其后裔迅猛增长。据人口学家的统计，在1960年非西班牙裔白人（Non-Hispanic whites ）占美国总人口的88.6%，1990年为75.6%，2000年则降为69.1 %，估计到2040年将变成少数族裔。在局部地区，白人已经变成了少数。跟二战前的以欧洲移民为主不同，新移民主要来自中南美洲和亚洲。他们来到美国后，从文化上并未融入美国，也并不认同美国WASP文化。相反，20世纪后期，美国少数族裔出现了种族认同抬头、种族文化复兴的趋势。其典型的理论就是“多元文化主义”，它在少数族裔和一些自由派白人中广泛流行。多元文化主义者主张所有文化生而平等，反对“熔炉”理论，要求抛弃不道德的欧洲遗产，而从非西方文化中寻求补充。他们还以根据种族、民族、性别偏好界定的集体权利替代个人权利，要求复兴少数族裔文化，如开展少数族裔语言、历史文化教育。在这种理论指导下，美国政府还制定法律在教育、福利、就业等问题上向少数族裔推行优惠性的“肯定性行动”。
    新移民浪潮和多元文化主义挑战了基于个人权利的美国信条，危及了WASP的主导地位，造成美国社会主导文化“中心塌陷”。“肯定性行动”也并未真正改变美国族裔之间不平等的状况，黑人等少数族裔依然处于不利局面，而白人却认为受到了“反向歧视”而深为不满，也为其主导地位受到挑战而感到焦虑不安。美国并未变成“熔炉”，民权运动希望的种族平等、和谐的局面并未出现。相反，90年代以来，白人和少数族裔的关系日趋紧张，“种族性”复兴。
    这样，20世纪末期，美国社会就向反移民、反肯定性行动、反文化多元主义、要求捍卫美国信条和主流文化的保守主义急剧倾斜。一些保守派精英，如小亚瑟·施莱辛格、丹尼尔·贝尔、阿伦·布鲁姆、亨廷顿等，惊呼美国正在走向分裂、正在“巴尔干化”，美国文明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同时，在美国还出现了一股相当强大的“白人土著主义”(white nativism)，他们以美国的主人自居，捍卫白人文化在美国社会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并表现出强烈的对非裔、西班牙裔等少数族裔的排外情绪，要求取消对少数族裔的“肯定性行动”。具体就表现在对非法移民极为不利的1994年加州187法案（旨在打击非法移民）、1996年美国新移民法、以及加州1996年209提案（旨在取消肯定性行动）通过并引发其他许多州的仿效。90年代中期美国政坛的“共和党革命”也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此。
    这种保守化倾向导致了美国国内族裔关系的重构。主流社会（白人）认为已经成功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犹太人与他们最相近，共同点最多，其次是亚裔；而与西班牙裔美国人的距离最大，共同点最少。一贯持自由主义态度的犹太人中则出现了保守化的倾向。非洲裔和西班牙裔则相互亲近，疏远白人和犹太人和亚裔。两大板块在社会满意度、移民、肯定性行动、社会歧视、机会均等程度等一系列问题上意见完全相左。反诽谤联盟（ADL）2002年发表的关于后冷战时期美国的反犹主义状况的报告也表明了这种态势：1964年，美国反犹主义者为29%，1992年为20%，1998年降为12%，2002年又上升为17%。整体上呈现缓和趋势。从1998年（9%）和2002年（12%）的数据可以看出，受教育程度教好、较宽容的白人中的反犹主义者远低于全国平均。而非洲裔美国人的反犹情绪一直强烈，而且比例变化不大，1992、1998、2002三年分别为37%、34%、35%，（同一时期，“不反犹”比例的则在上升）。西班牙裔的反犹主义者比例也很高，2002年达到35%，其中尤以出生于国外的为甚，高达44%。教育程度越高，就越宽容，就越不反犹，大学校园的反犹主义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由于白人和西裔、非裔就在受教育程度上存在巨大差异，高校是最能反映美国主流社会民意的窗口之一。
余论：在美国是否一切安好？
    美国犹太社团无疑处于一种史无前例的优越处境中，但由于千百年来的历史遭际，犹太人仍然像苍茫夜色中猫头鹰，警惕地关注着周围的世界，在蛛丝马迹中搜寻着危险的信号。因为，反犹主义在美国并没有销声匿迹，仍然是一股时起时落的浊流。在2000年总统大选中，民主党推举约瑟夫·利伯曼为副总统候选人时，许多犹太人为他的成功欣喜和自豪。但也有许多犹太人（尤其正统派）极为担心这会引起反犹主义；他们担忧，万一选战失败，犹太人是否会成为替罪羊而受到责难。在民意调查中，犹太人对利伯曼的支持率竟然是所有群体中最低的（甚至低于黑人）！
    犹太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对话并不能解决所有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也不能消除两千年来所有的积怨。大屠杀期间的罗马教皇Pope Pius XII是否应为天主教徒未能更有效的拯救犹太人承担责任，这仍然是一个双方难以妥协的问题。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梵蒂冈与以色列的政策也不会完全一致。强势崛起的基督教保守派则让犹太人又喜又忧。他们一方面希望与犹太人建立起更好的关系，“道德多数派”中也包括了犹太保守派；参解《圣经》也使得他们对犹太人和以色列充满好感，并成为一股强大的亲以势力。但另一方面，保守派并不宽容，也厌恶多元主义，他们与自由派犹太人在堕胎、福利政策等众多问题上存在深刻的矛盾。其领导之一帕特·罗伯逊就抱怨那些“世界主义的、自由的、世俗的犹太人一直在试图削弱基督教的在公众中的影响力。”而基督教保守派试图在犹太人中传播福音的企图以及前所未有的宗教政治化的倾向则被保守派和正统派犹太人视为威胁。更何况，正统派天主教反对与犹太教的对话，在他们看来，犹太人要继续集体地为耶稣之死承担罪责。最近《耶稣受难记》在美国引起轰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反犹情绪更使犹太人感到忧心忡忡。
    非洲裔和西班牙裔美国人中存在的强烈的反犹主义更使犹太人深感不安。更何况西班牙裔人口增长极为迅速，他们与犹太人的关系也最糟。以色列的行为也并不总能得到美国社会的赞同。犹太人强大的内聚力、他们对以色列的支持也会引致非议。他们在经济、政治中的强大势力也会引起其他群体（尤其少数族裔）的不安和嫉妒而被视为“过大”。尤其是，美国社会中的自由主义、多元文化主义泛滥导致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危及了那些保障犹太人在美国繁荣安康的美国信条——那些造物主赋予的“不言而喻”的“自然权利”。而正是虚无主义在魏玛共和国的肆虐，“自然权利”观念的死亡，才导致了纳粹上台，导致了犹太历史上那场最大的灾难。
 
 
Abstract
 Cultural Roots of Philo-semitism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Wang Shuming
The Philo-semitism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especially in mainstream, was caused by a comprehensive cultural transition. In history , Hebrew elements had great influence to American culture. While in contemporary, Jewish community had successfully melt into U.S.A with the Americanization of its culture. The dialogue between Judaism and Christian after World War II also made the relation between Jews and mainstream American much better than ever, as the historical reconcile started and the common root of identity ——“Judeo-Christian tradition”——emerged. The rising of conservatism at the end of 20 century was an important reason of Philo-semitism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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