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仙打架还是朝天放枪—组织学视角下的以色列
时间：2020-01-15 17:30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阅读：次
2019年10月30日，以色列外交部宣布暂时关闭其所有海外使领馆，采取罢工行动向以色列财政部表示抗议。罢工的起因是以色列财政部与外交部关于财务制度的纠纷。双方曾在2019年7月达成共识，决定仍按照过去财务制度执行。然而，以色列财政部之后再次提出改变这一报销机制，由此引发了外交部工作人员的罢工行动。尽管以色列外交部曾经多次罢工，但是其吊诡之处在于外交人员罢工的对象并非雇佣他们的外交部而是财政部，而罢工开始之后，双方的唇枪舌战也颇有深意，引人关注。
罢工与甩锅的语言艺术
以色列外交部在10月30日的声明中声称：“以色列驻外代表每天都在努力提高该国的国际地位和实力，而财政部却在损害以色列外交人员的利益。”同样，在2014年的罢工行动中，以色列外交部工会主席弗鲁默（Yair Frumer）指责财政部：“财政部正在向每天为国家未来而奋斗的外交官和以色列的外交事务宣战。”言下之意，以色列外交人员为国家鞠躬尽瘁，而财政部却是国家的蠹虫。与之相反，以色列财政部在给犹太通讯社的声明中指出：“外交部工作人员必须像以色列其他公民一样纳税。外交部雇员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从你来我往的口舌之争中可以发现两个部门仿佛在自说自话，本该争取工资的外交人员在高喊国家利益，本该强调税收体制的财政部在指责对手拒绝履行公民义务。事实上，看似矛盾的二者都在用同一逻辑讲述自身的诉求。
话语之争源于对行动合法性的追求
毫无疑问，以色列外交部和财政部都是一种科层组织，因此有必要从组织学的角度对他们的行动进行分析。组织学的制度学派强调合法性机制在组织行动中的重要地位。所谓合法性机制是指“那些诱导或迫使组织采纳具有合法性的组织结构与行为的观念力量”。作为科层组织的外交部，在马克斯·韦伯看来，其合法性权威是建立在理性—法理权威的基础上的，因此更加重视合法性机制，具体来说这种合法性就是国家利益。外交人员在罢工时愤怒地指责财政部正在从事损害国家利益的勾当，将自己的讨薪行动与国家利益相关联。财政部的反唇相讥也没有跳出这一话语体系，他们指责外交部工作人员是在谋求私利，并进一步指责外交部人员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俨然将自己装扮成国家利益的卫士和公民平等的代言人。二者之所以如此包装自己，是因为外交部和财政部都在围绕“国家利益”这一观念互相争执，为自己的行动披上合法性的外衣，争取以色列民众支持。但两个部并不担心把戏被戳穿，是因为在这场政治大戏中以色列民众也是主角之一。
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曾经提出一个著名的社会学理论——戏剧论。他指出情境定义是社会表演的关键因素，所谓情境定义是指人对呈现的现实的概念性认识，通过控制他人正在形成的情境定义就能够影响别人的行为，进而使别人对自己产生好的印象，实现成功的表演。从这一理论来看，以色列民众也是演员之一，这三者在民主制度和国家利益的语境下表演，维系着同一种情境定义。另外，正如迈耶和道格拉斯所说，所谓制度就是共享观念和共享思维，即便以色列民众揭穿了骗局，指责外交部和财政部故弄玄虚，也不会破坏这场政治大戏，因为从某种角度而言，这种揭露在同一语境下强化了共享观念，在更高层次上再次强调了国家利益这一情境定义。
无关政治的斗法
此次罢工正值以色列大选纷争之时，因此显得格外刺眼。然而就目前的信息来看，此次罢工活动与当下以色列国内政治局势无关，仅仅是以色列外交部工作人员和财政部之间的矛盾。目前罢工活动并非由外交部部长和财政部部长控制和左右。甚至罢工期间，以色列外交部部长卡茨在上班途中被罢工者堵截而无法进入外交部办公。再加上以色列财政部部长卡隆（Moshe Kahlon）在财政部内部威信很低，他曾经抱怨自己98%的政策都没有被执行，以至于产生了辞职的想法。由此来看，两个部门长官对此次罢工并没有太大发言权，因此很难说此次罢工是政治斗争的延续。
总而言之，外交部罢工并非政治问题，而是文官体制内部的运作问题，是一种组织学现象。这一问题的关键就是财政分配不均的问题。正如《以色列时报》所说，尽管2014年的罢工运动使得以色列外交部员工实现了涨薪，但是外交部的预算却以每年13亿谢克的规模被不断削减。与之相比，其他政府部门在过去20年间预算从没有被削减，反而翻了一番。由此可见，以色列外交部与财政部之间的斗法此消彼长，紧张关系却从未消除。
信号机制与自发性罢工
法国学者克罗齐埃在论述科层现象时指出，在科层组织中存在许多平行关系，其中一些部门往往会因为占据某一战略地位，而在解决问题时发挥决定性作用，进而以此要求过分的特权。面对以色列外交部对自身的指责和罢工的喧嚣，掌握财政大权的财政部一次又一次制造紧张，而非在制度内解决这一问题，实际上是在用非正式手段敲打外交部，而这恰恰反映了制度下的矛盾。
进一步而言，以色列财政部的行动反映了信号机制的作用。所谓信号机制是指在信息不对称的时候，某些情形会产生一种激励，使拥有信息的一方愿意发出信号，提供有关信息，获得更好的报酬。斯宾塞指出，信号成本对不同类型的人是不同的，高能力的人具有较低的信号成本，但是如果信号成本过低以至于每个人都能发出这种信号，那么信号就是无效的。显而易见，以色列财政部通过薪酬和报销等财务制度的管理向外交部发出了强烈的信号，其意义在于获得外交部对其地位的认可与屈服，而这一信号对财政部而言成本极小，而对外交部而言则难以接受，因此引发了外交部工作人员的“无能狂怒”。
除此之外，此次罢工具有特殊性。之前的罢工均是外交部工作人员要求涨薪等原因，而此次仅仅因为财务制度的转变就引发了一次罢工。事实上，此次外交部人员罢工颇有古尔德纳所说“自发性罢工”的意味，古尔德纳认为自发性罢工管理监督由松散变为严苛。此次外交部罢工正是源于财务制度的趋严，古尔德纳指出“以往监督者权威的理性是由于赞同‘随意的习惯做法’，而不是管理者根据管理要求而行使严格的监督”，由此来看，财政部改变报销规则，严格执行财务制度足以引发一次新的罢工。
总而言之，从组织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如果以色列财政部与外交部无法实现制度性和解的话，恐怕“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佳话只能是镜花水月。
（文章发表于2019年12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殷金琦）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