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发表于《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7期

美国犹太人对“拯救达尔富尔运动”的影响

内容提要 美国犹太人在“拯救达尔富尔运动”兴起及其组织网络建构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历史悲情及其自由主义价值观使得他们对包括达尔富尔问题在内的人权事务有特殊敏感性和“特殊使命论”，也由此影响了“拯救达尔富尔运动”的组织手段和宣传策略。这一运动表现出美国犹太人的双重性：既有浓厚的自由主义倾向，将自身的历史命运与弱势群体联结起来；又高度关切犹太民族利益，显示出民族特殊主义的一面。美国犹太人是美国人权外交中的一支关键力量。

关 键 词 美国犹太人、“拯救达尔富尔运动”、美国犹太认同

作者简介 王健，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所，上海犹太研究中心 副研究员；汪舒明，上海犹太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美国犹太人是美国人权外交中的一支关键力量。美国犹太非政府组织曾积极推动美国政府为海外犹太人的安危进行干预，也曾为保障一战后欧洲少数民族权利而努力。二战以来，“美国犹太人委员会（AJC）”、“美国犹太人大会（AJCongress）”、“世界犹太人大会（WJC）”等组织曾积极推动国际人权机制建设，在使人权保护条款纳入《联合国宪章》（1945年），制定并通过《世界人权宣言》（1948年）、《防止和惩办种族清洗罪公约》（1948年）等一系列联合国人权立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美国犹太人还积极推动美国政府对波斯尼亚、索马里、卢旺达等地的人道主义危机采取干预行动。此外，他们还积极利用联合国这个舞台帮助以色列对抗来自国际社会的人权压力。

近年来兴起的“拯救达尔富尔运动”是理解美国人权外交中美国犹太人作用和影响的一个典型个案。由于环境恶化、权力争夺以及外部卷入[①]等原因，2003年，苏丹达尔富尔地区发生了激烈的部族对抗，并由此引发部族武装与政府军及政府支持下的阿拉伯民兵武装之间的大规模冲突，最终导致了大规模的人道主义危机。在美国犹太人的积极推动下，从2004年开始，一场要求国际社会对该地区进行人道主义干预、阻止“种族清洗”的国际人权运动“拯救达尔富尔运动”在美国兴起并逐渐扩展。本文通过简要阐述一下三个问题：1）、美国犹太人在“拯救达尔富尔运动”组织网络建构中的关键作用，2）、美国犹太人的历史悲情和自由主义价值观对这一运动产生的独特影响，3）、美国犹太人如何在“自由普世主义”的伪装之下谋求其特殊主义的民族利益，以探究美国犹太人的双重性及其对美国人权外交的影响。

一、美国犹太人与“拯救达尔富尔运动”的兴起

 “拯救达尔富尔运动”是以美国为主要基地，由媒体、国际宗教人权非政府组织、人权活动分子和政治精英等行为体构成的“跨国倡议网络”。在2004年至2007年间，其最为活跃的中心组织为成立于2004年4月的“拯救达尔富尔联盟（The Save Darfur Coalition）”。到2007年底，加入联盟的有180多个成员组织，主要为美国各大宗教为基础的国际人权、救援非政府组织，还有一些没有明确教派背景的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如大赦国际等。2008年，为充分利用北京奥运会向中国施加压力，该组织网络中新出现的“达尔富尔的奥运梦 （Olympics Dream for Darfur）”一时比较活跃，而“拯救达尔富尔联盟”的活动强度和影响力则有所减弱。

“拯救达尔富尔运动”吸引了戴维·萨普斯坦（David Saperstein）拉比、杰瑞·福勒（Jerry Fowler）、埃里·维瑟尔（Elie Wiesel）、罗斯·梅辛格（Ruth Messinger）、顾涛（Steve Gutow）拉比、吉尔·萨维特（Jill Savitt）、米亚·法罗（Mia Farrow）等一大批人权活动分子。该运动开始以来的大多数时间里，罗斯·梅辛格非常活跃，但自2007年下半年以来，米亚·法罗以其极端的行为风格吸引了更多眼球。这些成员积极组织游行示威、联合签名等活动，在西方主流媒体宣传造势，动员公众舆论的支持，由此向国际社会和美国政府施加压力。实际上，西方绝大多数媒体在支持该运动方面高度一致，很少出现异议。另外，该运动还吸引了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许多政客的支持。例如，2007年5月美国国会议员就达尔富尔问题致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公开信中，就有106名议员在信中签名。2007年8月10日，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和参议员巴拉克·奥巴马等人参加了在华盛顿举行的集会并发表演说[②]。2008年5月28日，民主党和共和党候选人奥巴马、希拉里和麦凯恩还发表联合声明，保证新一任政府上台后将继续推进达尔富尔问题的解决[③]。

值得注意的是，在“拯救达尔富尔运动”组织网络构建及其活动中，美国犹太人都发挥了独特的、关键的作用。直到2007年底，这一运动都被许多重要美国犹太组织视为“犹太人的议程”，以至于苏丹总统巴希尔在2005年9月19日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抨击犹太组织是关于达尔富尔发生的“虚构”暴行的源头[④]。从2008年开始，在基本完成其组织网络建构、舆论宣传并推动美国基督教大规模投入运动等使命后，担心过于张扬引起非议的美国犹太组织才稍稍淡出这一运动。

美国犹太人在“拯救达尔富尔运动”这一跨国倡议网络形成和运作过程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美国犹太组织较早传播关于达尔富尔人道主义危机的信息，并倡议建立了“拯救达尔富尔联盟”。从历史承继关系来看，“拯救达尔富尔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是此前苏丹人权运动的延伸。从1996年开始，美国犹太人权活动分子就开始关注苏丹问题并鼓动美国政府对苏丹宗教、人权事务进行干预，苏丹人权运动的核心人物就是犹太裔人权活动分子迈克尔·霍洛维茨（Michael Horowitz）。他将许多犹太人权活动分子和内部分歧重重的基督教福音派动员起来，整合进他编织的苏丹人权运动网络，成为这一运动及其组织网络形成的催化剂[⑤]。2003年，达尔富尔形势恶化，苏丹国内的部族冲突进入一个新阶段。2004年初，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的“良知委员会”在国际社会对此还不甚了解的情况下公布了关于达尔富尔人道主义危机的信息。接着，在大屠杀幸存者埃里·维瑟尔的呼吁下，“美国犹太人全球服务组织（AJWS）”和“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 The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联合倡议建立了“拯救达尔富尔联盟”。此后，“美国犹太公共事务理事会(JCPA)”、美国各级犹太联合会以及犹太学生组织等有群众基础的犹太组织积极开展宣传活动，并进行草根动员，推动了“拯救达尔富尔运动”在美国社会、尤其美国犹太社团中的扩展。

第二，美国犹太教各教派相关组织都加入了“拯救达尔富尔联盟”，并成为其成员组织。以犹太教为背景的组织约占其成员组织总数的1/4，素以自由主义倾向著称的犹太教改革派在美国的人权运动尤其活跃，为该运动提供了大批人权活动分子。在美国基督教内部派别林立、分歧重重的情况下，犹太教组织可以利用几十年来通过宗教、族裔之间对话与合作建立起来的关系网络，更好地发挥居中协调、整合的作用。大屠杀带给犹太人的创伤和基督教世界深重的负罪感也使得犹太人在“拯救达尔富尔运动”中拥有一定的道义资本去“鞭策”基督教徒投入人权运动。此外，美国犹太社团良好的组织性也使其得以动员大批成员积极投入该运动。

第三，“拯救达尔富尔运动” 的人权活动分子中许多为美国犹太人。前面提及的那些运动领袖人物中，除米亚·法罗为天主教徒外，其余都是犹太人。犹太人参加各地集会、游行的人数比例也远远超过了其在美国人口中的比例。例如，2005年9月18日，该运动在纽约举行了有数万人参加的集会，其中犹太人约占20%。[⑥] 犹太裔人权活动分子除了对人权事业拥有强烈的行动主义激情外，还可以较便捷地获得美国政界和媒体的支持。美国犹太裔政客对人权问题具有特殊的敏感性。国会山的犹太议员就非常热衷于人权问题，如众议院“人权联线”的创立人就是2008年初病逝的犹太裔议员汤姆·兰托斯（Tom Lantos）。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自1998年成立以来，也先后有戴维·萨普斯坦、埃利奥特·阿布拉姆斯、菲丽斯·盖尔（Felice Gaer）等三位犹太人出任主席。此外，美国犹太人在美国媒体中拥有强大影响力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 

二、“拯救达尔富尔运动”中的犹太认同和犹太民族利益

认同（identity）是考察群体或个人行为的重要视角。“我（们）是谁？”的问题往往影响敌、我、友的区分，影响象征的运用、认知框架的建构以及行动策略的确定，也影响行为体对自身利益的界定及其实现方式的选择。影响美国犹太人认同形成的重要要素主要有：反犹主义尤其大屠杀留下的历史悲情、犹太民族命运与共感（其首要的关切是以色列的生存和安全）、自由主义、犹太—基督教传统（西方文明）等。在“拯救达尔富尔运动”中，这些成分都在不同的场合或隐或现地表达出来，并对运动本身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历史的经验教训可以形成知觉倾向，而知觉倾向和认知（包括偏见）往往对个体或群体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就犹太民族而言，“圣经后的犹太史上所发生的主要事件都是不幸的，其中最大的不幸就是经历了那场大屠杀”[⑦]。因此，让犹太民族深刻铭记的历史经验主要是受难，对于苦难历史的高度敏感和悲情乃是其群体意识的一个重要部分。二战以来，关于大屠杀的研究和教育在美国常抓不懈，深入开展，铭记大屠杀成了犹太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屠杀留给犹太人难以抹去的历史创伤和阴影，它是犹太人认知外部世界的一个棱镜。大屠杀对战后犹太民族乃至基督教世界的社会政治伦理的影响也非常深远。从某种程度而言，战后西方基督教世界社会政治伦理就是以大屠杀为重要基点之一重构的。“数十年来，犹太领导人和其他善良的人们不断重复叨念着‘永不重演’（Never Again）！它成了我们共同的诉求，表达了我们使种族清洗的恐怖永不重演的决心。” [⑧] 对于那些“禁止给予希特勒死后的另一个胜利”的犹太人而言，尤其对于那些至今仍为未能全力救助纳粹暴行下的欧洲犹太社团而悔恨愧疚的美国犹太人而言，面对世界范围内发生的种族清洗和其他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为保持沉默和袖手旁观是种可耻的行为。因此，任何社会政治冲突，一旦被犹太人界定为“种族清洗”，都会激起他们对之干预的行动主义激情，并对基督徒形成强大的道义压力。

由此，大肆渲染达尔富尔发生的部族冲突为“种族清洗”就成为广泛动员美国犹太人乃至基督徒投入这场运动的一种有效的宣传策略，各种与犹太民族历史悲情相联的宗教文化象征被密集地用于“拯救达尔富尔运动”的宣传之中：“永不重演”是该运动最常用的一个词语；纪念摩西引领犹太民族摆脱法老奴役走出埃及的“逾越节”也成为宣传达尔富尔危机的重要时机；有些人甚至将2008年北京奥运会与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相提并论，借以向中国施压；埃里·威瑟尔等大屠杀幸存者和教育者在美国成了富有道义感召力的象征性人物。历史苦难成了美国犹太人强调他们对于拯救达尔富尔难民有着“特殊使命”的理由。正如“美国犹太人委员会”执行主任戴维·哈里斯(David Harris)和“美国犹太人世界服务组织”执行主任罗斯·梅辛格所言：“我们关于迫害和种族清洗的集体记忆唤起我们对达尔富尔受害者的深切同情和对援助他们之责的敏锐感知。……苦难历史教育我们，冷漠不应成为对种族清洗的反应”[⑨]。当米亚·法罗将斯皮尔伯格与当年为纳粹张目的导演相提并论时，斯皮尔伯格显然难堪道义之重，毕竟，他也是一个大屠杀悲情厚重的公众人物[⑩]。当然，将达尔富尔危机定性为“种族清洗”还有助于争取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尤其是《防止和惩办种族清洗罪公约》签约国的积极支持，从而使美国政府或联合国成为撬动苏丹政府改变其内政的杠杆。

“拯救达尔富尔运动”符合美国自我标榜的尊重普世人权的共识，但像犹太人那样热情投入这一与其民族或教派利益关联不大的海外人权事务并不多见。事实上，美国的基督教群体、包括非裔基督教群体在运动开始后的好几年中都对参与救助达尔富尔难民缺乏足够热忱。因此，“拯救达尔富尔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美国犹太人的自由主义传统，这在推崇“先知犹太教”的犹太教改革派尤其明显，最活跃的人权活动分子很多来自该派，投入运动最为积极的组织也大多为以犹太教改革派为背景的犹太自由派组织。对于美国犹太自由派而言，自由主义是他们犹太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好犹太人”往往就意味着做一个“自由派”。除了历史悲情，美国犹太人在参与“拯救达尔富尔运动”的另一种重要动力显然就是那种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救世激情，即“修补世界”（Tikun Olam）或追求社会正义的强烈冲动。罗斯·梅辛格和她领导的“美国犹太人全球服务组织（AJWS）”就非常典型地体现了这样一种冲动，自1998年她担任该组织主任以来，她将该组织的绝大多数资源投入到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国际救援、扶贫和人权事业中，而这些事业与犹太民族以及以色列的安全和利益并无直接关联。“犹太公共事务理事会”虽然由来自犹太教各派的几十个成员组织组成，主要致力于在美国犹太社团内部开展协调、磋商以建构共识，但自2004年以来，该组织不仅一直积极参与“拯救达尔富尔运动”，甚至还在其年会上将达尔富尔问题列为其最重要的议程。

尽管“拯救达尔富尔运动”的组织者有意将之描绘成有多种族、跨宗教的美国民众参加的一场反对“种族清洗”、维护人权的社会政治运动，但这场运动并非他们所宣传的那么普世和开放，运动的组织和参与者往往都有其自身特殊的政治立场和利益诉求，并借助这一运动推进自己的特殊议程。在运动兴起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拯救达尔富尔运动”所谓的“种族清洗”往往被用来特指和强调苏丹这个穆斯林政权支持下的阿拉伯穆斯林武装对黑人基督徒和泛神论者的屠杀和迫害[11]。在达尔富尔地区发生的部族冲突被有意无意地描绘成了阿拉伯人与黑人之间、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的冲突。实际上，达尔富尔的冲突诸方大多信仰伊斯兰教[12]。而且，阿拉伯人和黑人在达尔富尔地区已经经历了长期的民族和文化的同化与融合。拯救达尔富尔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还积极运用与黑人相关的象征性事件和人物为他们的活动造势。萨普斯坦就在一次集会的演讲中模仿已故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著名演说“我有一个梦”中的修辞和语调。尽管“拯救达尔富尔联盟”的成员组织中也有一些美国穆斯林组织，但在具体组织活动时，美国的穆斯林主流组织和黑人穆斯林组织都或多或少受到了冷落和排斥。达尔富尔的阿拉伯穆斯林受害者显然被忽略了。[13] 从犹太人的认同和利益出发，这种安排显示出“拯救达尔富尔运动”中的某些犹太精英们试图以达尔富尔问题为汇聚点，利用“9·11”以来美国社会对阿拉伯—穆斯林的恐惧症，在犹太人、基督教和非裔美国人中间塑造并强化某种针对阿拉伯人、穆斯林的联合阵线，并由此巩固使犹太人得以被接纳进美国主流社会的“犹太—基督教传统”，修补20世纪60年代以来时生抵牾的犹太人和非裔美国人之间自由派联盟。这两者都是保障犹太人在美国安全和福祉的重要条件。同时，强调这一政治联盟也可以缓解因伊拉克战争、黎巴嫩战争等事件而引发的对以色列的非议。

有的美国犹太人还借助“拯救达尔富尔运动”支持以色列、反对阿拉伯人，或将达尔富尔与美以所面临的其他现实问题关联起来。以色列积极参与救助达尔富尔难民的事迹以及以色列在接纳难民中面临的困难和矛盾往往能在媒体中得到充分报道。关于达尔富尔问题的评论也不时表达出对以色列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遭受“不公平”待遇的不平之声。2006年4月30日，在华盛顿集会中，埃里·威瑟尔的发言谈及对达尔富尔危机进行干预的必要性时，话锋一转，声称“……如果我们无所作为，基地和……伊朗统治者内贾德会将恐怖分子送到那里。[14]” 在这次集会中，以色列国旗四处飘扬。一个坐在其父亲肩膀上的孩子手中还持着标语：“喀土穆阿拉伯人，我们不信穆罕默德并不意味着你们就可以杀我们！”。这种反阿拉伯情绪的表达让另一位（犹太裔）参加者在其博客中感叹“……我们社团中埋藏着多么强大的种族主义，又有多少宣传和误传。……当我在人群中呼喊口号时，我情不自禁地产生了疑惑。这是世界听到的谴责种族清洗的声音，还是种族主义和恐惧的声音？”[15] 当然，“拯救达尔富尔运动”也成为一些美国犹太人表达对中国偏见和敌意的舞台，北京奥运会成为该运动借以撬动中国政府向苏丹施加压力的支点。中国“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美好愿望也成了他们要求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承担他们所要求的责任的借口。

尽管犹太人只是一个约占美国人口总数2%的少数群体，但他们在美国社会的全方位崛起、高度的组织性和对政治的行动主义激情，使其得以在包括外交事务在内的美国诸多公共事务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拯救达尔富尔运动”表明，美国犹太人在美国人权外交中有着独特地位和作用。犹太民族的历史悲情和美国犹太人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使他们对人权事务有着特殊的敏感性，使得他们产生某种参与人权事务的“特殊使命论”。美国犹太社团组织良好、对美国主流媒体拥有强大影响力、与美国其他族裔和教派群体关系密切，尤其是大量人权活动分子的存在，使其成为美国人权外交的一支关键力量。这一运动还表现出美国犹太人参与美国外交过程中的双重性：一方面，作为犹太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努力捍卫犹太民族自身的安全和利益。这集中表现在积极为以色列以及全球其他地区犹太人的安全和利益服务。另一方面，受美国自由主义价值观和犹太民族特殊历史经历等因素的影响，他们又有强烈的自由主义倾向，钟爱体现于美国《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等文件中“美国信条”，成为美国输出民主、推行人权外交中的一支关键力量。事实上，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种倾向在美国犹太人那里往往紧密关联，互为表里。

The Influence of the American Jews on the ‘Save Darfur Campaign ’

Wang Jian & Wang Shuming

Abstract: The American Jew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evoking and networking the ‘Save Darfur Campaign’. The historical pathos and liberal values made them feel especially sensitive and a special commitment toward world human rights affairs, and, also had impacts on the campaign’s organizational and propagandistic strategy. The Campaign manifested the dualism of American Jewish political tendency: an intense liberalism which makes them feel a somewhat common destiny with disadvantaged, while at the same time held a national-particularism deeply concerned their national interests. The American Jews is pivotal in American human rights diplomacy.  

Key Words: The American Jews, ‘Save Darfur Campaign’, American Jewish Identity

作者联系方式：

汪舒明：13764956342， WSM@sass.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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