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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安托尼·哈夫和犹太民族政策规划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所罗门·沃尔德最近发表文章，驳斥一些犹太“名流”对中国的诽谤，在国际上引起较大震动，现摘发如下。所罗门·沃尔德也是本中心《论丛》编委。
对中国的误导性诽谤应该停止 安托尼·哈夫 所罗门·沃尔德 无论受害者是谁，犹太人站出来反对不公正、发表他们的意见都是合理的。长达数个世纪的宗教迫害，希特勒的“最终解决”和对以色列国的不断攻击 — 这些悲惨历史使犹太人对于种族偏见和暴力的受害者有一种特殊的同情。但最近，关于达尔富尔和西藏的正当关注却导致了一些偏见迅速蔓延。 少数犹太“名人”在其中充当先锋，他们专门批评中国的政策，还威胁要破坏中国的奥运梦以示报复。这些政客们孤陋寡闻的“批判”，一些名人们故作神圣的“谴责”,以及伴随奥运火炬的抗议集会使反华情绪喷涌。这些动作无助于解决当前问题，其结果适得其反，在道德上也值得怀疑；而且，从一个犹太人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战略性自杀。将中国作为靶子，这些人实际上也在干那种散布“恐惧”的恶行，而那正是犹太人被别有用心的人作为靶子而经常遭遇的。 以自以为是的、却又无效的争取达尔富尔和平运动为例，包括犹太教改革派的宗教行动中心（RAC）和美国犹太人世界服务组织(AJWS)在内的犹太名人和组织，在此运动中非常突出。三月，以影片《辛德勒的名单》在中国享有声誉的导演斯蒂芬·斯皮尔伯格请辞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艺术指导，以“抗议”中国与苏丹的关联。拯救达尔富尔运动已经日益将中国在苏丹的石油、贸易、外交等利益——以及过去与喀土穆的军事联系视为推动解决民兵组织暴行的关键因素。北京无疑在苏丹具有影响力，也可成为促进悲剧解决的一方，在过去16个月里，中国已经开始在解决达尔富尔和苏丹问题上发挥作用。早在米亚·法罗大肆鼓噪之前，中国已说服喀土穆政府接受维和部队。我们也不要忘记，中国不是喀土穆的唯一朋友。华盛顿的亲密盟友印度，在苏丹有与中国几乎同等的利益。但是那些力图“帮助”达尔富尔的人几乎从来没有将矛头对准它。此外，莫斯科是苏丹主要的军火供应者。去年，日本也开始成为苏丹石油的主要进口国。苏丹的非洲邻国，以及它的阿拉伯和穆斯林盟友，如马来西亚和沙特，对达尔富尔地区的暴行都视而不见，甚至给苏丹政府提供积极支持。如果其他人都视而不见，我们怎能期望中国单独解决达尔富尔问题呢？总而言之，在达尔富尔惨剧上只给中国套上枷锁实在天真可笑，不谙实情，也毫无诚意。 有关中国在西藏平暴的近期报道引发的“义愤填膺”， 同样也充满误导。埃里· 维瑟尔也许是全球最著名的大屠杀幸存者，他聚集了2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与他一起强烈谴责中国政府的“暴力”。但是，这种为达赖喇嘛张目，对中国进行的羞辱攻击可能事与愿违。据闻，中国有人正在讨论是否给了西藏佛教徒太多自由，更别提藏人对汉人及其财产进行暴力袭击的电视画面引起的愤怒。真正令那些为一个“自由西藏”鼓噪的西方人烦扰的是：他们和达赖喇嘛本人指控北京实施的所谓“文化灭绝”。实际上，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一样，藏传佛教在中国一直享有充分的自由和保护，西藏文化面临的主要威胁也许在于现代化浪潮的巨大冲击，而非政府的政策。 妖魔化中国不能在西藏和达尔富尔问题上获得进展，反而可能使我们与一个强大国家之间的关系蒙上阴影，而其五千年历史中未曾有过一丝反犹主义。北京已经注意到了一些犹太人表达的反华情绪和破坏奥运会的威胁。中国一家学术机构刚发表的一篇文章将一些美国犹太组织作为美国达尔富尔运动反华帮中的主要势力。同时，一本谴责犹太人将中国问题与人民币挂钩的著作也很畅销。如果犹太人开始被当作北京的敌人，那实在是一个不幸。今天的中国是经济引擎，外交影响力也快速上升。而且，它有能力扮演中东舞台的主要角色，其中东外交政策相当平衡，对以色列也比通常所知的更为友善。少数美国犹太人反华情绪的潜在代价将是高昂的，这些努力可能导致我们自身的道德失败。由于中犹之间显而易见的差异，今日的反华情绪与19世纪晚期开始出现的反犹主义之间的相似性很值得我们注意。那时，上升到强大地位的西方犹太人威胁到了基督徒的主导权。现在，我们坚持对中国设置比别的国家更高的标准，这反映出我们担心中国的崛起会重塑我们的世界并挑战西方的霸权。谴责中国的政策很时髦，也不会引起争议，因为它为那些焦虑找到了冠冕堂皇的借口。这些焦虑包括：担心失去工作，担心中国人接管西方公司，担心中国与西方争夺稀缺能源。 作为一个与我们一样的历史悠久的崛起大国，中国有责任为善，如果不被公然侮辱，它对外部的影响仍然会持开放态度。试图抑制中国崛起或者破坏它所珍视的奥运会的行为决不会如愿以偿。对着中国叫嚣可能自我感觉很好，或者得到政治好处，但这丝毫不能使我们在达尔富尔和西藏问题上获得进展。不必否认，中国并不完美。但我们也不要愚蠢地跟着反华狼群一起嚎叫。 （盛文沁 汪舒明译，潘光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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