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发表于《犹太·以色列研究论丛》第一辑

试论冷战后国际反犹主义

Anti-Semitism after the Cold War

王  震 Wang Zhen

内容提要：冷战后国际反犹主义的回潮除了保有历史上传统反犹主义的一些主要形式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面孔，主要有：否定大屠杀、亵渎圣物和暴力攻击、血祭诽谤和有关犹太人世界权力的谣传等。这股新的反犹主义回潮，表现为反犹手段的先进性、反犹主义势力的混杂性、反犹与反以色列、反美以及反全球化运动的结合等特点，这些特点使得这股反犹主义更具隐蔽性和复杂性，其扩散效应也更为显著。与此同时，冷战后的反犹主义还出现了一些新变化。首先是反犹主义宗教性的消退，这一情况在反犹主义的传统区域欧洲表现得较为明显，原来的宗教冲突已经被宗教之间的对话所取代；但是在阿拉伯－穆斯林世界，随着七十年代以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加上阿以和平进程的停滞不前，原有的世俗反犹主义反而有宗教化的趋向，这是一个令人堪忧的新问题。其次是反犹主义分布地域的变迁。反犹主义传统上主要发生在欧洲基督教世界，但是目前看来，这种传统的反犹主义正在为中东地区日益高涨的反犹情绪所取代。早期中东地区的反犹主义主要借鉴欧洲反犹主义的内容和形式，但也正在开始形成一些“独特”的地方，比如激烈地反对以色列和锡安主义、浓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化色彩，等等。最后是国家性反犹主义的衰退和社会性反犹主义的上升。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伴随着政权的更迭和社会转型，原来出于冷战意识形态对抗而出现的国家型反犹主义已经衰退，代之以由社会矛盾所引发的群众性和社会性反犹主义。由于正处于从传统计划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大量的社会问题纷纷涌现。犹太人被作为新的“替罪羊”再次成为被攻击的对象。

Abstract:  As an old and historically vicious phenomenon, anti-Semitism reached its peak in Europe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After the Cold War, there have been some new changes taking place in anti-Semitism in the international sphere. This kind of new anti-Semitic phenomenon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ideological anti-Semitism before. Firstly, the traditional ideological anti-Semitism was changed by new social conflicts and national conflicts; and at the same time, religious anti-Semitism faded while national and economic anti-Semintisms were rising. Secondly, there emerges a trend in the anti-Semitism of the post-Cold War Era to combine anti-Americanism and anti-Globalization with anti-Zionism, which makes it look more reasonable and attractive. Thirdly, because of the former Soviet Union’s collapse and due to some former socialistic countries’ transition, traditional anti-Semitism hidden behind the autarchy regimes has been released; and the official anti-Semitism has been replaced by anti-Semitism from the grassroots. Additionally,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history hotbeds for anti-Semitism are moving from traditional European countries to the Middle East. 

In spite of the traditional means, anti-Semitism after Cold War also has acquired some new contents, including Holocaust Denial and the propaganda of Jews’ international intrigue and Monopoly of World Power rumors against Israel and Zionism, etc. The resurgence of this kind of anti-Semitism, whether we call it new or old, already has negative impacts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t first, it became a disputable topic between Israel, U.S.A and some European countries for the first time after World War Ⅱ; secondly, it was harmful to the European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its regional integration process; and last but not the least, such resurgence weakened some Jewish community’s confidence for their development in their host countries, which made many Jews immigrate to Israel or U.S.A for shelter or for long-term settlement.  

反犹主义*是一种古老而丑恶的历史现象。从罗马帝国时代开始，流散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就一直倍受反犹主义的折磨与煎熬。二战以后，国际社会在纳粹大屠杀的悲剧面前，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强大的道义压力以及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使得反犹主义在二战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大为收敛。冷战以后，由于原有两极国际格局的崩溃，国际社会开始了新一轮的分化与组合。在新的国际环境中，一股新的反犹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又重新抬头，并大有死灰复燃之势。本文就旨在通过对冷战后国际反犹主义的表现形式、表现特征及其影响等有关问题的探讨，使读者对冷战后国际社会的反犹主义问题有一个新的认识，并求教于方家。

一、    冷战后国际反犹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

徐向群先生在其著作《沙漠中的仙人掌：犹太素描》一书中，归纳了历史上的几种主要反犹主义形式[2]：耻辱的记号（Mark of Disgrace）；格都（Ghetto，也译为“隔都”）；诽谤（Libel）等。其实，除此之外，历史上的反犹主义还有其他很多形式，比如亵渎犹太教的圣物，针对犹太人的暴力攻击乃至杀戮等。冷战后的反犹主义仍然保有了历史上传统反犹主义的一些主要形式，但同时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面孔。概而言之，主要有下述几种。

1、否定大屠杀（Holocaust Denial）。二战期间，纳粹法西斯分子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这早已有纽伦堡审判作为历史定论。但是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一股为纳粹法西斯分子洗脱罪名的“修正主义（Revisionism）”和“否定大屠杀(Holocaust Denial)”之风开始出现，这是当前反犹主义的一种新形式。

1979年，欧洲自由演讲协会在德国卡赛尔市（Kassel）召开第一次“大屠杀修正”会议，此后这一反犹主义新形式即在世界各地广为蔓延。修正派分子通常以学术的名义，给他们的出版物披上严肃的外装，并往往宣称他们和新纳粹集团毫无瓜葛，以达到在右翼之外寻找读者群的目的。修正派分子的惯用手法还有：伪造历史资料；装扮成权威或者躲在权威的后面；以学术争鸣为由抛售相关论调；利用公众对自然科学的信仰，运用假设性的研究以试图证明纳粹集中营毒气室的不可信性，等等。他们的主要观点有[3]：作为“元首”的希特勒当时并未下达大屠杀命令，也不知道针对犹太人的灭绝性屠杀；火葬场不可能得出有关被屠杀者尸体的确切数字；只有数万犹太人在二战中死于非命，而且这些人大多是死于饥饿和疾病，六百万的数字是一个虚构；纽伦堡审判是一个骗局；幸存者的回忆并不足为信；奥斯维辛并非死亡之营；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在他们的备忘录中，均未提及毒气室和种族灭绝项目；安妮•弗兰克的日记同样是一个骗局，其中有许多不可信之处；对犹太人的暴政是战争时期的一种非常状态下的产物，只有叛国者、间谍、罪犯等才会受到迫害等等。

如果说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二战罪行的主要目的在于政客们想要实现其“成为一个正常大国”的政治目的的话，那么这种否定大屠杀的“修正主义”更多地是出于民族主义或者反犹主义目的。有学者指出，无论是否认纳粹分子的罪行还是力图使纳粹战犯罪恶最小化的努力，不外出于这样的目的[4]：通过减轻纳粹战犯战争罪恶的办法来复兴传统的纳粹意识形态；通过否认二战期间纳粹大屠杀的罪行来质疑以色列存在的合法性，同时借机批评政府归还犹太人财产以及对犹太人的赔偿政策。

2、亵渎圣物和暴力犯罪，主要是亵渎犹太教的圣物以及针对犹太人的人身攻击和暴力犯罪。针对犹太人的侮辱、诽谤、人身攻击包括亵渎犹太教的圣物实际上是反犹主义的传统形式，冷战后，这种针对犹太人的攻击数量依然居高不下（参见下表）。

冷战后主要反犹事件统计

本表数据来自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斯蒂芬·罗斯当代反犹主义与种族主义研究所，此处增补了2004年度有关数据。资料来源：http://www.tau.ac.il/Anti-Semitism/asw2003-4/graph-1.jpg

美国反诽谤联盟最近统计的统计表明，从1989年以来，这种针对犹太人的人身攻击和威胁大约每年都在600件以上[5]。根据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有关统计显示：2001年，全球针对犹太人个人的攻击约有44件，针对犹太学校的攻击约有15件，针对犹太会堂的攻击约有50件，针对犹太公墓和犹太纪念碑的攻击事件约有54件；2002年，全球针对犹太人个人的攻击约有101件，针对犹太学校的攻击约有4件，针对犹太会堂的攻击约有65件，针对犹太公墓和犹太纪念碑的攻击事件约有67件；2003年，全球针对犹太人个人的攻击约有118件，针对犹太学校和社区中心的攻击约有34件，针对犹太会堂的攻击约有55件，针对犹太公墓和犹太纪念碑的攻击事件约有89件[6]。由于采用的统计方法和统计标准不一，不同研究机构的统计数据存在差别，但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冷战后针对犹太人的暴力攻击和亵渎事件持续不断的事实。

进行暴力攻击的社会群体，主要是极右翼势力，包括欧洲的一些年轻穆斯林移民，当然也有一些出于好奇的模仿者。这其中较有影响的右翼势力之一就是遍布欧美的“光头党（Skinhead）”。光头党最早源自欧洲，后发展至北美地区。他们大都留着很短的头发，年龄约在13－25岁之间。典型的光头党还往往带有纳粹的标记，他们没有中心组织，只有一些松散的地区性网络。光头党主要反对黑人、亚洲人、犹太人、西班牙裔以及同性恋者等，同时崇尚武力、希特勒及其第三帝国。光头党除了亵渎其他族裔的圣物、发动暴力人身攻击之外，还不时地进行纳粹宣传和一些相关的聚会[7]。

3、散播血祭诽谤、犹太人国际阴谋、犹太人世界权力等有关犹太人阴谋和神话的谣传。针对犹太人国际阴谋和血祭诽谤的指控，在古代即已有之，冷战后依然存在，并且还在不断地衍生出新的变种。早已被证明是伪造的《锡安贤达议事录》，七十年代之前在中东地区还没有什么市场，八、九十年代后开始大行其道，1997年还被一位中东国家的高官拿来作为以色列和土耳其关系亲密的解释。1984年，叙利亚国防部长穆斯塔法•塔拉斯出版了其著作《锡安的无酵饼》，书中谈到1840年的大马士革案，仍然认为犹太人确实是方济各修士的谋杀者。2001年，一位阿拉伯国家的电影制片人，称他打算把塔拉斯的书改编为电影，认为“这将是对《辛德勒的名单》的阿拉伯式回答”[8]。2001年美国“9.11事件”发生后，有人谣传“9.11”攻击是以色列安全人员所为，理由是事件发生时，在世贸中心工作的犹太人事先全都得到以色列安全人员的提醒，无一遇难。

有关犹太人权力和影响的神话折射出了今天犹太人的巨大成就，但是这种神话的无限夸大极有可能成为反犹主义的一种新借口。国际上一些反全球化分子把犹太人作为攻击目标，其借口之一就是犹太人在国际金融界影响太大，似乎犹太人成了全球化的唯一动力。“当代犹太人的财富和地位正是反犹主义的新目标，也正是犹太人不安全的原因。”“在反犹主义者的感觉中，犹太人的成功远比事实证明的为甚。那些关于支配和控制的古老行话和流言蜚语，沉渣泛起。结果是犹太人现在又遇到了一种新的种族主义，即反犹主义——其原因在于他们的富裕。”[9]美国反诽谤联盟2002年的反犹主义调查中，30％的欧洲被调查者认为犹太人在商业界拥有太多的权力。在比利时和法国，持此观点的人数分别达到了44％和42％[10]。在美国，1992年有24％的人认为犹太人在商界掌握着太多的权力、27％的人认为犹太人对华尔街控制过多、31％的人认为犹太人在美国权力过大。在2002年的调查中，依然有24％的人认为犹太人在商界有着太多的权力、20％的人认为犹太人对华尔街控制过多、20％的人认为犹太人在美国权力过大[11]。在中东以及东南亚等地区，有关犹太人权力神话的谣传更为流行，一些人关于“犹太人通过代理人控制世界”的言论正是这种谣传的现代版本。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犹太裔金融投机家乔治•索罗斯所扮演的角色无疑又加深了当地民众对此问题的印象，也使得犹太人在当代国际金融界以及全球化过程中的作用被再次放大。

4、反犹主义和反对锡安主义（包括反以色列）的结合。

战后反犹主义与战前的最大不同，在于锡安主义和建国后的以色列也开始成为反犹势力攻击的主要目标。“新反犹主义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经常被用于反以色列政治，有时只是作为反犹主义的面具而被描绘为反锡安主义。”这主要因为一方面是作为世界上唯一的犹太国――以色列已经建国，另一方面是因为阿以冲突进一步激化了原有的阿犹矛盾。法国驻英大使丹尼尔•伯纳德在论及中东危机时，就称以色列为“肮脏的小国”。在欧洲和阿拉伯国家，以色列还常常被比作是新的纳粹。2002年，美国反诽谤联盟的调查中，60%的欧洲被调查者感到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过多地使用武力；62％的被调查者认为2000年以来的欧洲反犹暴力是源于反以情感，而非出于传统的反犹情感；另有41％的人认为以色列并不愿意和巴勒斯坦人达成和解；大部分欧洲人（51％）认为2000年以来的巴勒斯坦人起义是对以色列占领的自发反抗，并不是在阿拉法特领导下出于增加谈判砝码目的的斗争[12]。当然，大部分欧洲人也认为，针对以色列平民的攻击是不合法的。不过也有人对恐怖袭击表示同情或者支持，在比利时，甚至有15％的被调查者认为针对以色列平民的攻击也是一种合法的斗争形式[13]。

在不少以色列人和犹太裔学者看来，“反犹主义只是反锡安主义的一个方面，憎犹症是在反锡安主义和反对以色列的外衣下浮现的。”[14]“无论这种攻击来自极右或是极左，来自自由派或是原教旨主义者，都集中体现在作为犹太人集体代表的以色列上。且不论这种对反锡安主义和反犹主义进行繁琐区分的必要性，最近几十年已经证明了这是毫无意义的区分。无论一个人如何沉迷于这种理论上的曲解。以色列就是一个犹太国，任何人要想诋毁或是破坏它，无论何种政策，实际上都是在实践着昔日对犹太人的仇恨，无论其宣称的目的是什么。”[15]

然而一些西方学者和穆斯林学者坚持认为，所谓的“反犹主义”其实只是反对锡安主义，以及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实行的占领政策，并不是针对犹太人或者整个犹太民族。而反犹主义与反对以色列和反锡安主义是截然不同的，不能把所有对以色列的正义批评都扣上反犹主义的帽子。美国匹兹堡大学的威廉•布卢斯坦教授就指出：“必须将对锡安主义和以色列国的仇恨同反犹主义区别开来，反对锡安主义和以色列国的政策并不一定导致反犹主义。”[16]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一旦这种批评越出了对以色列政策的评价，转而演变为针对犹太民族的攻击，或者仅仅因为以色列的犹太性而对之进行批评，也许就不应当继续被视为简单的政治评论了。

二、   冷战后国际反犹主义的新特征

冷战后这股“新”反犹主义一方面来势凶猛，形态各异，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新特点。

首先是反犹主义与反锡安主义、反美主义以及反全球化运动的紧密结合，在反以和反对全球化的名义下进行反犹活动，这使得一些反犹活动表现得更为隐蔽，其危害性也更大。冷战后的中东和平进程虽然早已开始启动，但是一直进展缓慢。在目前巴以双方力量严重失衡的情况下，一些对和平进程失去耐心的人视以色列的强硬政策为和平进程的最大阻力，认为以色列政府缺乏和谈的诚意。这种对以色列政府政策的指责或者批评本是无可厚非的，但是由于以色列作为犹太国的特性，这种指责最后很可能会异化为对犹太人的仇视。

所谓“反美主义”，按照美国学者保罗·荷兰德的定义，“是对美国，他的政府、国内机构、对外政策、流行的价值观、文化和人民，很大程度上非理性的总是出自内心的反感。”[17]法国学者菲利普•罗杰则认为，反美主义“是与‘反苏主义’同时传播开来的，作为一个词汇的出现可以说是冷战的产物。”[18]实际上，反美主义“一直伴随着美国崛起为世界强国而成长”[19]，只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出现与反犹主义合流的趋势。二战以后，美国对中东地区的介入，特别是美国和以色列的亲密关系更使得反美主义与反犹主义也一直如影随形。而且由于美国过去一直被某些人视为是主要的帝国主义势力，所以作为美国亲密盟友的以色列国也常被视为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代理。冷战以后，苏联势力淡出中东地区，而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在犹太院外集团的支持下，历届美国政府对以色列的支持和偏袒更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美国的这一行径，招致了阿拉伯－穆斯林世界的极大愤慨和反感。在一些宗教极端势力看来，无论是反犹、反以还是反美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臭名昭著的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基地”组织就一直在宣称“要发动一场针对美国人和犹太人的‘圣战’”。

随着这几年反全球化运动的兴起，犹太人由于在国际金融界所处的显赫地位也开始成为这场运动的活靶。如意大利右翼组织“自由法西斯运动”就将全球化界定为“国际锡安主义分子手中的工具”。在美国反诽谤联盟2002年的调查中，30％的欧洲人认为犹太人在国际商业界权力过大[20]。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大部分东南亚国家都出现了货币贬值，经济衰退、失业骤增的情况。一些东南亚国家政府没有充分认识到出现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自身经济体制的弊端，而是将之归结为金融投机分子的活动，甚至认为是犹太人国际阴谋的一种形式。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一次讲话中说道：“我们是穆斯林，犹太人不喜欢看到穆斯林的发展、进步，……如果我们审视一下巴勒斯坦，犹太人抢走了巴勒斯坦人的一切，他们不能在马来西亚这样做，所以就采取了这种（经济投机）的方式。”[21]。毫无疑问，这种现代版的犹太阴谋理论在普通民众中更具有欺骗性，也更易于为普通民众所接受。

其次是反犹手段的多样性和先进性。反犹分子除了借助传统的反犹手段外，还借助互联网、电视等现代通讯工具进行反犹宣传，那种依赖街头发放传单的方式早已成为过去。技术上的先进性使得反犹活动的扩散速度和扩散效应也极大地增加了。在美国，一些反犹分子通过自己掌控的传媒发布仇恨信息。比如，位于加利福尼亚的“雅利安白人抵抗组织（White Aryan Resistance）”头目汤姆•麦茨格，就曾通过制作“种族与根源”的电视谈话节目，邀请三K党、新纳粹以及光头党分子参与，并在三十多个公共频道播出。另一主要反犹组织“自由游说团(Liberty Lobby)”也控制着自由美国广播的谈话节目，全美拥有短波的国际用户均可收到这些节目。此外，热线电话和电子游戏也是反犹分子经常采用的一种仇恨传播方式。人们只要拨一下相关号码，就会收到有关信息甚至秘密聚会的邀请。

一些欧美国家的光头党等极右翼组织还采用通俗的、对青年人颇有吸引力的摇滚乐作为宣传武器，散播带有反犹倾向的信息。摇滚乐中的“白人力量（White Power）”和“噢伊（Oi）”曾经流传甚广，而“白人力量（White Power）”在歌词中就鼓吹他们是为种族和国家而战的英勇武士。另外一首“假如你是白人”的歌词这样写道：“ 看报纸、看电视/忍受媒体对你的欺骗/广播中、新闻里/犹太人之外你全都错/如果是为反对那些上帝“选民”/不必在乎谁丢了面子[22]。”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也开始成为一些极右翼分子进行思想宣传、招募新成员、组织活动的重要途径。一些右翼分子公然向社会挑衅，以“阿道夫·希特勒”、“希特勒万岁”作为网址名称。据德国宪法保卫局的统计，近年来这类网站的数量和制作质量都在提高。1996年，极右内容的网页为32个，1998年上升到200个，1999年已达到330个。在这些网页上，极右翼分子们不仅公然号召把外国人赶出德国，甚至悬赏杀害“左翼害虫”，公布被他们视为敌人的黑名单。有的网页甚至赤裸裸地煽动新纳粹分子要主动战斗，不必等待新的指示[23]。

第三是反犹主义势力的混杂性，也就是反犹主义思想与左、右翼社会思潮及其运动的结合，这种新的变化大大增加了传统反犹主义的复杂性和隐蔽性，毫无疑问披着“反全球化”和“环保”等外衣的反犹运动会更具欺骗性和鼓动性。左翼力量曾经在以色列建国早期给予了广泛的同情，但是在六日战争后，以色列占领了阿拉伯人土地，不少左派人士开始转而激烈地反对以色列。认为以色列是压迫巴勒斯坦人民，拥有殖民野心的帝国主义势力。同情弱者是人类永恒的本能，随着以色列在几次阿以战争中的胜出，左翼也开始对处于劣势的巴勒斯坦人表现出更多的同情。在以色列和苏联的关系中断之后，追随苏联的一些左派自然也很难和以色列保持良好的关系，并开始用冷战语言将以色列描绘为帝国主义的“帮凶”、“爪牙”和“占领者”，而国际犹太社团无疑则是这个爪牙的一个重要支持者。

冷战以后，一方面以色列在巴以冲突中处于更加绝对优势的地位，另一方面以色列支持全球化和自由市场的做法招致了“左派的激烈反对”,“在左派的眼中，犹太人已经不再是纳粹的牺牲品，巴勒斯坦人才是以色列的受害者。”[24]这样，一些世界主义者、工会分子、反全球化分子和前述的极端种族主义分子、天主教－基督教普世主义者一起成为冷战后国际反犹主义的主要力量构成。在2003年反对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游行聚会上，来自120个国家的20，000名游行者高举“纳粹、美国佬、犹太人：都不是特选子民” 的标牌。一些人T恤衫上的大卫星被人为地用纳粹标记所扭曲，还有一些巴解组织成员甚至嘲笑犹太人是“控制美国资本主义的真正原教旨主义者”。在俄罗斯和东欧，一些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和左翼力量组成了一个意识形态联盟，反对外国投资者和跨国公司，将犹太人确定为“攫取他们民族遗产的掮客”[25]。在巴塞罗那，上万名工会分子，非政府组织一道抗议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并纵火焚烧了大卫星。

此外，冷战后的反犹主义还出现了一些新变化。首先是反犹主义宗教性的消退，这一点在二战以后即已出现，正如杰拉尔德•克雷夫茨在《犹太人和钱：神话与现实》中所指出：“今天，反犹主义的性质发生了一种微妙的变化。神学上的对抗还没有过去，但正在消退。”“新的反犹主义较少产生于宗教或蔑视，而更多产生于羡慕、忌妒和恐惧。”[26] 这一情况在反犹主义的传统区域欧洲表现得较为明显，原来的宗教冲突已经被宗教之间的对话所取代。比如梵蒂冈新教皇在最近的就职演说中向犹太人表示问好，并声称要致力于修好罗马天主教会与犹太人的关系[27]。但是在阿拉伯－穆斯林世界，随着七十年代以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加上中东和平进程的停滞不前，原有的世俗反犹主义反而有宗教化、意识形态化的趋向，这是一个令人堪忧的新问题。其次是反犹主义分布地域的变迁。反犹主义传统上主要发生在欧洲基督教世界，但是目前看来，这种传统的反犹主义正在为中东地区日益高涨的反犹主义情绪所取代。早期中东地区的反犹主义主要借鉴欧洲反犹主义的内容和形式，但也正在开始形成一些“独特”的地方，比如激烈地反对以色列和锡安主义、浓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化色彩，等等。最后是国家性反犹主义的衰退和社会性反犹主义的上升。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伴随着政权的更迭和社会转型，原来出于冷战意识形态对抗而出现的国家型反犹主义已经衰退，代之以由社会矛盾所引发的群众性和社会性反犹主义。由于正处于从传统计划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大量的社会问题纷纷涌现。犹太人被作为新的“替罪羊”再次成为被攻击的对象。例如，在俄罗斯，经济转轨后出现的经济大鳄中，不少人就因为犹太裔背景而遭受攻击。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人提出了“犹太人应当为共产主义灾难负责”，俄共领导人阿尔波特·马克夫在1998年卢比崩溃之后说道：“谁应当被谴责？高利贷、腐败、谎言、窃贼在这个国家大行其道，这就是我为什么称改革者为犹太人。”[28]

三、   冷战后国际反犹主义的影响

面对冷战后的反犹主义暗流，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以色列和美国政府都表示了极大关切，在谴责的同时还敦促有关政府采取有效措施以制止反犹活动。五十年代，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经有一个比喻，一棵大树倒地之后，在其尘埃没有落定之前，我们是无法看清楚这种损害程度的。虽然有关反犹主义的影响可能与此会有所不同，但我们还是可以借用这种比喻，就是在反犹主义这一现象没有完全消失之前，我们似乎还难以观察到它的长期影响。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进行短期观察，就目前来看，冷战后国际反犹主义影响对国际社会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

1、冷战后国际反犹主义对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影响[29]。在历史上，反犹主义被当作政治工具的事例屡见不鲜。战后这一情况依然存在，而且斗争的舞台日益走向国际化，开始成为国际政治的新问题。七十年代以后，反犹主义与种族主义的关系问题就常常成为联合国有关机构讨论的主题，以色列和锡安主义也多次被指责为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30]。冷战以后，随着国际非政府组织（NGO）的蓬勃发展和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反犹主义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也不断显现。在一些全球化论坛和国际经济合作会议上，不时可以感受到强烈的反犹情绪。

首先是对以色列和欧洲关系的影响。2000年巴勒斯坦人起义后，西欧不少国家的媒体和舆论对以色列在巴以冲突中所奉行的政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谴责。从英国《独立报》，法国《世界报》、《费加罗报》，到德国《明镜》周刊等都大量刊发批评以色列的文章。2002年4月份，法国巴黎的反以示威人数达到4-5万人，起义者打着“同巴勒斯坦人民站在一起”的口号，声讨以色列的种族主义政策，称沙龙为“刽子手”。同年6月，欧盟议会通过决议，中止1995年同以色列签署的自由贸易和联系协定，欧盟议会还决定采取措施，中止双方在科技领域的合作。与此同时，西欧一些有名的学者还在推动一项抵制同以色列进行学术交流的计划，并得到了不少大学教授的签名支持。

以色列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犹太国，自然对这些活动极为敏感和关注。除了利用各种媒体进行反击外，还通过各种渠道敦促欧洲各国采取有效措施保护犹太人。2002年元月，以色列外交部牵头成立了反击反犹主义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Combating anti-Semitism)和制止反犹主义协作论坛（Coordination Forum for Countering anti-Semitism）。前者是以色列政府主导下的国际组织，它下设教育、信息等分委会，并邀请一些国际知名的非犹人士担任领导职务，意在联合世界各地的官方和非官方力量反对反犹主义势力。后者是以色列的官方论坛，由以色列政府的外交部、教育部等有关部门和世界犹太人大会等组成，致力于收集各种有关反犹主义信息，定期出版有关研究报告并制定相应的政策[31]。为防止海外犹太社团遭受攻击，以色列政府甚至还向外派出了安全人员，协助海外社团的安全保卫工作。

2002年4月22日，法国极右翼领袖勒庞在第一轮总统选举中胜出后，以色列副总理兼内政部长埃利•伊沙就与法国犹太组织领导人举行了会谈，甚至敦促在法犹太人离开法国，移民以色列。以色列著名的《耶路撒冷邮报》撰文指出欧洲的这轮反犹狂潮“是二战以来欧洲爆发的最为严重的反犹主义”[32]。据法新社报道，当时的以色列总理沙龙曾含沙射影地称“反犹主义又在欧洲死灰复燃”。 7月18日，沙龙在耶路撒冷美国犹太人协会上发表讲话时谈到，在穆斯林人口占10%的法国，反犹主义已经失控，法国犹太人应该立即采取行动，尽快移民到以色列[33]。以色列的做法自然引起这些欧洲国家的不满，欧洲不少国家也承认存在着一些针对犹太人的暴力活动，但认为这多为极端分子和个别激进的年轻穆斯林移民所为。欧洲人主要是反对以色列政府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采取的政策，而不是反对犹太人，二者不能相混淆。法国总统希拉克在2002年5月在谈话中指出，不要把法国描绘成一个反犹主义的国家，“这种宣传是不可接受的”。在7月18号沙龙发表讲话的当天，法国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沙龙的言论是不可接受的。次日，希拉克总统通过外交途径向以色列传话，宣称巴黎不欢迎沙龙到访，除非他对自己的言论做出解释。双方在反犹主义问题上的争吵给九十年代以来龉龌不断的关系又罩上了一层阴影。

其次是对欧美关系的影响。长期以来，欧美在反对恐怖主义和中东和平问题上就存在着分歧。美国和以色列主张把巴勒斯坦人的反抗行动列为恐怖主义，欧洲不少国家则认为这会导致整个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对立，对于严重依赖阿拉伯世界石油能源的欧洲来说是不可想象的。2000年巴勒斯坦起义后，面对欧洲不断出现的针对犹太人的暴力事件，美国报刊不断地批评欧洲国家对反犹行为制止不力。《纽约时报》则断言，“二战后被禁止了半个多世纪的反犹恶魔又出笼了”。2002年4月底，小布什总统在硅谷发表演说时，点名批评了法国的反犹主义现象。7月中旬，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谴责西欧出现的反犹暴力活动，敦促西欧各国政府采取措施保护犹太人的利益和安全。与此同时，一些参议员还联名上书布什总统，要求美国政府采取强硬立场，促使欧洲各国政府制止日益加剧的反犹暴力活动。

欧洲国家不同意美国的指责，他们认为，欧洲各国都采取了有力措施，严惩肇事者。英、法、德、比利时和西班牙内政部长举行过会议，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也举行过会议讨论并决定各国之间加强情报交流，协调行动，共同对付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法国、德国等都采取了措施加强对犹太社区的安全保护，惩处极端分子、取缔带有反犹主义色彩的网站等。欧洲各国还认为，美国所谓的“反犹主义恶魔重新出笼”的说法，是对欧洲国家的污蔑；在欧洲，反犹只是少数人的偏见，不能把对以色列政府的正义批评动不动就扣上反犹主义的帽子。法国总统希拉克明确表示美国的指责是不能接受的。随着大西洋关系中裂痕的出现，美国在反犹主义问题上对欧洲的指责也开始成为双方分歧的新内容。

2、冷战后国际反犹主义对欧洲集体认同、区域合作和一体化进程的影响。反犹主义一方面作为某些政治势力进行国际政治斗争的工具，有着浓厚的国际政治色彩；另一方面，作为一种跨种族冲突和社会歧视现象，对于欧洲的集体认同、区域合作和一体化进程乃至有关国际问题的解决都有着一定的影响。冷战后国际反犹主义的回潮是在欧洲极右翼势力膨胀和全球恐怖主义和反恐战争同步升级的情况下出现的，反犹主义的盛行势必会反过来助长极右翼势力，进而影响欧洲的民族融合、政治稳定和区域一体化进程。与战前的反犹主义，特别是纳粹主义的最大不同，就是今天的犹太人已不再是极右翼分子和民族主义分子的全部关注对象。他们今天的主要敌视对象是“外人”，即那些外表和行为与他们不相同但是又同他们进行“竞争”的人们。我们不难相信，在这种情况下，犹太人将会很容易陷入“法国人的法国”和“德国人的德国”这种“民粹主义”的敌对模式中去。从这个意义上说， “那些‘外国人滚出去’和‘吾人第一’的潜台词就是‘布鲁塞尔是敌人’。” [34]

在欧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方面，欧洲一体化进程在加速发展；另一方面，随着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和全球人口流动的加快，欧洲社会内部少数族裔和原主体民族之间以及少数族裔之间的关系却不容乐观。德国《明镜》周刊曾在1996年做过一个调查，结果表明在德国有20%的人不希望他们的邻居是犹太人，几乎有三分之一的人不希望犹太人作为总统候选人，而另外一些调查表明“反犹思想在老年人和前东德居民中是很普遍的”[35]。这些反犹情绪一旦遇到合适的土壤仍会破土而出。除了犹太人以外，实际上其他少数族裔面临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就当前欧洲的穆斯林而言，随着移民的不断增多，他们在欧洲的存在已经不再单单是一个人口问题，而正在逐渐成为对欧洲社会内部传统价值观和社会统一的新挑战。尽管许多欧洲穆斯林一直在致力于融入欧洲主流社会，然而，法、英、德等国家的绝大多数穆斯林都普遍抵制这种同化，而更倾向于在成为欧洲一部分的同时，维持其伊斯兰认同。在目前看来，欧洲社会对穆斯林歧视与疏远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在年轻一代当中尤为明显[36]。长此以往，这种倾向势必会对欧洲未来的集体认同、民族融合以及一体化进程产生负面影响。

3、冷战后国际反犹主义对国际犹太社团的影响。在冷战后这股反犹主义的回潮过程中，国际犹太社团无疑是感受最深、察觉最早同时也是遭受反犹主义危害和影响最大的社会群体。在北美，由于存在着为数庞大，且极具影响力的犹太社团，反犹主义的影响基本上是很微小的。但是在其他地区的犹太社团未必就会如此幸运了。

根据特拉维夫大学斯蒂芬•罗斯当代种族主义与反犹主义研究所的统计，2001年[37]，全球范围内针对犹太人个人的反犹攻击有44起，针对犹太学校的攻击有15起，针对犹太会堂的攻击有5起，针对犹太公墓和纪念碑等的攻击高达54起。2002年[38]，全球范围内针对犹太人个人的反犹攻击有101起，针对犹太学校的攻击有4起，针对犹太会堂的攻击有65起，针对犹太公墓和纪念碑等的攻击达到67起。2003年[39]，全球范围内针对犹太人个人的反犹攻击有13起，针对犹太社区中心的攻击有3起，针对犹太会堂的攻击有11起，针对私人财产的攻击共有3起。2004年[40]，全球范围内针对犹太人个人的反犹攻击有5起，针对犹太社区中心的攻击有5起，针对犹太会堂的攻击有6起，针对犹太个人的攻击共有3起。这种持续不断的反犹主义攻击不仅干扰了犹太社团的正常工作和生活，也促使一部分犹太人迁出所在国，另觅生计。在2001-2002年间，法国犹太人移往以色列的人数增加了一倍，达到了自1972年来的数字之最。根据以色列政府于2004年1月底公布的数字，仅在2002年就有2556位法国犹太人迁往以色列，而20世纪90年代时，每年只有大约800名法国犹太人迁往以色列[41]。

目前，世界上有将近1400万犹太人，其中230万人生活在欧洲，其中法国60万，乌克兰和俄罗斯各50万，英国29万，德国19万。这些犹太人经过长期的努力，已经融入所在国的政治经济生活并为当地社会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他们在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反犹活动不仅会给当地犹太人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带来冲击，也会给这些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About the Author: Wang Zhen, Research fellow and Deputy Secr-general of CJSS.

作者简介：王震，上海犹太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