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发表于《犹太·以色列研究论丛》第一辑

中国历史上的犹太人和穆斯林:比较研究

Chinese Jews and Chinese Muslim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Xiao Xian

内容提要:中国文化是一种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和消溶性的文化。自古以来,一些外来的族群和宗教进入中国社会之后都逐渐地失去了其原有的特征,溶入了中国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古代中国开封等地的犹太人就这样消失在中国社会之中。然而,同样是外来的伊斯兰教似乎却是一个例外。尽管一千多年来,传入中国的伊斯兰教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中国化”,但总体来看,穆斯林至今在中国社会中仍是一个边界明显、特征突出的民族和宗教群体。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社会和宗教文化现象。宋、元时期中国社会中的犹太人与穆斯林有不少相似之处,但为何最后的结果却完全不同?一个族群逐渐衰落,走向消失,而另一个族群却不断发展壮大。本文想通过对传统中国社会中的犹太人和穆斯林的对比,来探讨犹太人在中国被同化而穆斯林却没有被同化的原因。

Abstract: Chinese culture has been considered as a tolerant and dissolving culture, as many foreign ethnic and religious groups gradually and peacefully lost their characteristics after they came into Chinese society. As time went on, these foreign ethnic and religious groups usually fused into and became Chinese, as in the case of Kaifeng Jews. But Islam seems as an exception. Though Islam has existed in Chinese society for more than a thousand years, it is still seen as a “foreign religion” in Chinese eyes, with its distinct boundaries and characters. This is an interesting phenomenon and worth studying. There are many similarities between Chinese Jews and Chinese Muslims during Song, Yuan and even Ming dynasties, but the final result for these two groups are totally different----one was assimilated and disappeared while the other not only survived but thrived. This paper will try to explore the reasons of this interesting phenomenon by making a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Jews and Muslims living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中国文化是一种具有强大包容性和消溶性的文化。自古以来,一些外来的族群和宗教进入中国社会之后都逐渐地失去了其原有的特征,溶入了中国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开封等地的犹太人就正是这样消失在中国社会中。然而,同样是外来的伊斯兰教似乎却是一个例外,中国社会中的穆斯林至今仍是一个边界明显、特征突出的民族和宗教群体。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社会和宗教文化现象。古代中国社会中的犹太人与穆斯林有不少相似之处,但为何最后的结果却完全不相同:一个族群逐渐衰落,走向消失,而另一个族群却不断发展,繁荣壮大?本文想通过对传统中国社会中的犹太人和穆斯林的对比,来探讨犹太人在中国被同化而穆斯林却没有被同化的原因。

一、中国穆斯林——认识中国犹太人的一条捷径?

外来宗教进入中国,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传教的方式,如佛教、基督教派出高僧或传教士前来“弘扬佛法”、“传播福音”,开展传教活动,目的是让中国人接受并皈依其宗教;另一种则是以信仰者移入的方式:如犹太教和伊斯兰教进入中国,并不是这两种宗教在中国有目的传教的结果,而是外来的犹太人、穆斯林移居中国,同时也将他们的宗教带入了中国。

传入的方式不同,对这些宗教在中国的生存和发展有极大的影响。以传教方式进入中国的宗教,为了使中国人接受其信仰和教义,就必须克服思维方式、语言文字等方面的障碍,处理好与中国社会(统治者、民众)的关系;必要时还要在宗教上作出妥协和让步,对教义、教规进行适应性调整。而以移入方式进入中国的宗教,关心的是如何在中国社会中生存下来,而不被中国文化的汪洋大海所淹没,因此它们更注重社区的营造、传统的维护,尽可能地保持其宗教的纯洁和完整。[1] 前者的目的是发展,其特征是具有开放性和主动性;而后者的目的是生存,其特征是封闭性和防御性。

同属于移入型的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和演变有很多相似之处,中国穆斯林和中国犹太人本身之间也有许多联系(最后多数中国犹太人融入了中国穆斯林之中)。然而,这两个早期情况十分相似的族群,在中国发展的结果却完全不一样:犹太人被完全同化,最终消失在中国社会里,而穆斯林(回族)却发展为一个人数多达1000多万、遍布中国各地的大民族。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以往对中国犹太人的研究,一般都是孤立地就犹太人来研究犹太人,而没有将它与中国社会中的其它宗教族群(尤其是中国穆斯林)联系起来进行对比研究。

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从最初传入中国,到立足形成社区,再到后来繁荣发展,在时间上两者是很接近的;从传入方式来看,犹太教和伊斯兰教都是教徒前来经商、游历、求学(后来也有随军队来的军人),其中一部分人定居中国后,逐渐发展起来的;这两个宗教本身有很深的渊源,在教义、教规方面都有大量的共同之处,因此犹太人和穆斯林来到中国后所面临的问题也是一样的……由于有如此多的相似性,因而两者之间具有很强的可比性。从这一角度来说,中国穆斯林或许是我们认识和研究中国犹太人的一把钥匙(一条捷径)。

二、中国穆斯林和中国犹太人的共同之处

一、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同根同源,传入中国后,面临着同样的外部环境。

由于具有密切的渊源关系,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在教义、经典、仪式等方面都有许多相同之处,两者都源于西亚,早期的信奉者不仅族源相同、交往密切,而且在生活习俗等方面也都十分相近。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一样,不仅是一种信仰和意识形态,而且也是一种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它们都有很强的内聚力,其教义、教规、礼仪等对信仰者所构成的约束力,使他们很难溶入东道国文化。它们都强调教族一体,民族身份和宗教身份紧密相联,互相强化。这两个宗教进入中国社会后,都面临着同样的困难和挑战。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与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观念差异巨大,如何让中国人理解并容纳他们的一神宗教,如何使他们独特的教规、习俗适应中国的环境,等等,是犹太人和穆斯林面临的共同问题。

确实,由于这两个宗教之间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传入中国后,一般中国人很难分清二者之间的区别。例如,犹太教和伊斯兰教都来自西方(中国古代泛称西域,包括大食、波斯、天竺等地)。犹太人和穆斯林都信奉一个“神”(耶和华、真主),每天都要数次礼拜,礼拜时都面向西方,每七天都有一个“礼拜日”。犹太人和穆斯林的斋戒、割礼、葬礼、禁食猪肉和血液等教规习俗也非常相似。连他们的宗教场所都被同样称为“礼拜寺”或者“清真寺”。所以,许多中国人都把两者看作一回事,最多只是区分“白帽回回”或“蓝帽回回”而已。也正是由于二者之间关系的密切,最后开封犹太人融入了当地穆斯林之中。[2]

二、犹太教和伊斯兰教进入中国的时间和繁荣发展的时间相近。

一般认为,伊斯兰教、犹太教最初都是在唐代开始传入中国,在宋代人数逐渐增多,并建立自己的社区(即泉州、广州、扬州、宁波、开封等地的所谓“蕃坊”)。[3] 到了元代之后,随着囊括大部分亚洲的蒙古帝国的建立,中国与中亚西亚之间的门户大开,加上统治集团的鼓励,大批生活在中西亚的穆斯林和犹太人进入中国。所以元代史料中不仅有“元时回回遍天下”的说法,而且也有许多关于犹太人的记载(如“术忽”、“主鹘”、“斡脱”等)。而到明代之后,中国穆斯林社团进一步繁荣,并逐渐脱离了与境外的联系,基本形成了今天在中国的分布和格局。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犹太人的鼎盛时期大约也是出现在明清之际。此时,开封犹太社团人丁兴旺,安居乐业,并进行了建寺、请经、立碑等活动。除开封之外,宁波、扬州、北京、宁夏等地也都存在着人数不一的犹太社区。[4]

三、因不向中国人传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长期以来没有受到官方的压制。

犹太教和伊斯兰教进入中国后,都不主动向中国人传播自己的宗教,而采取封闭式、自治式的发展,通过自身的不断复制和繁衍而达到长期延续的目的。由于它们不对中国社会和主流的儒家思想构成威胁和危害,从而也就避免了与中国封建政权和正统思想的矛盾,能够得到比较宽容的对待。[5] 而其它的外来宗教,如基督教、佛教,就曾因为被认为向中国人传播“邪说异俗”,对正统儒家思想形成了威胁,而受到排斥和打压。例如唐代武宗时期的“会昌灭法”,目标就是清除外来的佛教、基督教(景教)、琐罗亚斯德教(火祆教)和摩尼教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6] 清代以前的中国史料中没有穆斯林和犹太人受官方压制或迫害的记载。

四、中国犹太人和穆斯林都有实行宗教自治的社区(教坊)。

伊斯兰教强调政教合一,政权与神权相结合。但在中国社会中,穆斯林却不可能建立独立的政权,因此便出现了自治的宗教社区——教坊。历史上的教坊以清真寺为中心,由数十户甚至数百户穆斯林组成,坊内由教长或掌教、乡老等人管理内部的宗教事务以及部分法律、教育、经济事务。这种相对独立和封闭的宗教社区自治制度,对于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影响非常大,也是使其始终能维系自身特性,并同中国社会保持明显界限的一个原因。同样,犹太教坊由教众(犹太人)、教职人员(拉比)、活动中心(犹太会堂)和组织制度(犹太律法)等要素构成。犹太教坊(社区)的主要功能是,在社区内保持一个独特的宗教文化氛围,对内要求所有成员遵守共同的教法、教规,以保证犹太宗教文化传统的延续,对外隔离和抵御非犹太文化的冲击,并保护教众免受侵害。

如果没有教坊这样的宗教自治体,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在中国就不可能长期存在。这种情况在欧洲、中东等地也大致相同,犹太人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主流社会中保持着自己的相对独立的社区。即使这种宗教社区是作为一种歧视性措施(如欧洲许多国家建立的犹太“隔都”getto),它同样也起到对该宗教社团的保护性作用。有人说,正是欧洲建立了歧视和排斥犹太人的“隔都”,才保护了犹太文化和宗教,使其不至于被寄居国所同化。

另外,善于经营,重视家庭,注重教育也都是中国的犹太、伊斯兰社区较为突出的共同特征。由于宗教和历史的原因,犹太人和穆斯林在经济生活方面比较善于经营;[7] 由于教族一体,有独特的生活习俗,教众中都保持着较强家庭观念和族群凝聚力;两者教义中都有鼓励学习的内容,因此社区也都比较重视教育(特别是宗教教育)。这些都是中国犹太人和中国穆斯林的共同之处。

三、两者的差异——犹太人被同化原因

古代中国社会中的穆斯林和犹太人既有上述诸多相似之处,当然也存在着许多不同之处。应该说正是这些不同之处才导致了两者结局的截然不同,一个发展为今天这样一个人数众多的族群,而另一个却彻底消失,被同化到中国社会之中。中国犹太人和中国穆斯林的不同之处,其实也就是中国犹太人被同化的原因。

中国犹太人与中国穆斯林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数和社区规模的巨大差异。

从一开始,进入中国的犹太人和穆斯林在人数上就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据史书记载,到唐代后期来到中国的阿拉伯(大食)、波斯人就多达数万,到宋代更进一步增加,在广州、泉州等地形成了规模较大的蕃坊。[8] 到元、明之后,经过大量的移入和吸收其它民族,中国穆斯林的人口已多达数十万,形成了“回回遍天下”的局面。而北宋时到达开封的犹太人只有十七姓,人口不过数百。即使到了其鼎盛时期(1640年左右),开封犹太人“也未曾超过三百户和一千至一千五百口”。[9] 尽管据说宋元时期在广州、宁波、扬州、北京等也有犹太人,但人数既少,也没有形成社区。

由于人口少,犹太人发展繁衍能力十分有限,当然也就不能在中国形成社区网络。元明之后,中国穆斯林的“回坊”到处都是,而犹太人的社区却只有开封的一个。犹太人要谋求政治发展(参加科举和做官)或追求经济利益(经商),或者遭天灾人祸(水灾、战乱),就难免要离开犹太社区,流向外地。穆斯林出现人口流动,可以进入其它各地的回坊。而犹太人只要一外流,就不可避免地要脱离犹太教和犹太社团,融入汉民或回民社会中。人口不断外流又不能得到补充,犹太人的数量越来越少。到清末时,原有十七姓的开封犹太人只剩下七姓八家了。

二、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不同。

中国伊斯兰教自古以来从未中断与外部穆斯林世界的联系,通过朝觐、留学、经商等渠道与中东、中亚、南亚的伊斯兰国家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往来。来自“源头”的“活水”使中国伊斯兰教始终保持着活力,穆斯林社团不仅能从伊斯兰世界汲取精神和思想营养,还可与伊斯兰世界保持着频繁的人员交流,从而能始终保持其不同于中国主流文化的特征。而犹太教进入中国后,便同其宗教主体断绝了来往,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自然要干涸死亡。之所以如此,与穆斯林和犹太人的历史发展是有联系的。8世纪后,伊斯兰教在西亚、中亚、南亚等地迅速发展,建立了庞大的阿拉伯帝国,而犹太人却始终只是作为一个小民族存在于阿拉伯国家中。

中世纪欧洲、中东、中亚等地的犹太社团,虽然数量有限,但相互之间仍保持着来往,与犹太教圣地耶路撒冷之间也有联系。[10] 这样就可以使宗教不断更新,人员时常流动,使宗教保持其活力。而像中国犹太人这样在最后200年里处于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状态,孤悬内陆、封闭无援,最终就只能自生自灭,走向衰亡。

三、不同的“中国化”道路。

元代以后,伊斯兰教和犹太教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中国化”或“本土化”。但是两者走的“中国化”道路是不一样的,这也使这两个宗教后来具有不同的自我发展能力。伊斯兰教从明代开始“中国化”的历程,主要通过经堂教育、汉译阿文经典、用汉文著述等方式,使教义深入普通教众,同时也加深了中国社会对伊斯兰教的了解。由于伊斯兰教的本土化,使其具有了较强的自我复制和自我发展的能力,导致了回族的形成。而犹太教进入中国后,却未能像伊斯兰教一样主动地“本土化”。开封犹太社区的宗教经典始终为希伯来文,社区的宗教活动也只能依靠少数懂得经文和教义的教职人员来维持。到后来懂希伯来文的越来越少,当最后一位拉比去世后,社区就无法再继续宗教生活了。尽管还保留着一些经卷,却无人能识能读,这样犹太教自然就无法再延续传承下去了。

开封犹太人要么不汉化,要么彻底汉化。张绥认为,中国的科举制度使开封犹太人主动放弃其传统的价值观念,完全融入汉文化之中。在科举制度的诱惑下,犹太人中的聪颖子弟被吸引到读经入仕的道路上来,致使社区中出现了无神职人员的状态,最终导致犹太文化的解体。[11] 而穆斯林的汉化却是有限的,仍保持着许多独特的生活习俗,包括饮食禁忌,如不吃猪肉、不饮酒,宰杀牲畜要请阿訇,穆斯林餐馆挂清真牌等。回民有自己的服饰(如白帽、盖头等);丧葬时要求速葬,不用棺木,只用白布裹身。回族在日常生活中虽然用汉语,但仍保留了许多来自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外来词汇。[12] 这些习俗都使他们明显有别于其他中国人。

四、聚居地区的差异。

从地理上看,中国犹太人集中在中原(开封)和沿海等汉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而伊斯兰教虽然最初从沿海地区传入,但后来中国穆斯林却较多地集中在相对边远的地区(西北、西南等)。在汉文化发达的地区,异质文化就容易被同化,而在边远地区,由于汉文化的影响较弱,异质的外来文化(宗教)就易于保存和发展。另外,中国犹太人集中的开封自古以来都是天灾人祸频发之地。这里不仅战乱频仍,而且一再发生水灾,这对于犹太社区的发展也极为不利。一次次水患不仅冲垮了犹太会堂,冲走了经卷,更严重的后果是迫使犹太居民离开自己的社区,流落他乡,最后融入外族。

四、结

从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在中国发展的历程对比可以看出,导致中国犹太人被同化最主要的原因是其社团规模小,人数少,繁衍能力差,因而无力抗拒主流文化的影响。当然,在中国历史上,并非只有犹太人,还有其它许多民族—宗教群体也同样走上了同化道路,融进主流社会中。中国犹太人被同化的另一重要原因,是中国犹太社区与外部犹太世界处于完全隔绝的状态。当然,中国犹太人被同化还有其他原因,如上面提到的未能作适应性的“本土化”,和聚居地的天灾人祸,等等。

国内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犹太人被同化主要是因为中国社会对其持宽容和平等的态度,[13] 但如果联系中国穆斯林的情况来看就很难有说服力。与犹太教大体上同时进入中国的伊斯兰教也一样没有受到排斥和歧视,但穆斯林却不仅没有被同化,反而发展为一个大族群。还有的学者认为,使中国犹太人同化的主要原因是科举制度。[14] 但如果说为官入仕是使犹太文化消失的原因的话,那么中国穆斯林同样也参加科举考试,而且穆斯林中为官者更多,做的官也更大,如明朝的开国功臣胡大海、常遇春、沐英、蓝玉、丁德兴等,著名的航海家郑和、政治家海瑞、思想家李贽等都是回族人,但他们却没有因为做官而失去自身的伊斯兰特征。

总之,通过对古代中国社会中的犹太人和穆斯林的对比,可以为我们研究中国犹太人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About the Author: Xiao Xian, Professor and Vice President , Yunnan University.

作者简介:肖宪,云南大学副校长,教授。

 

 


 

[1] 见张绥著:《犹太教与中国开封犹太人》,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47-57页。

[2] 关于这部分内容,可参见潘光旦著:《中国境内犹太人的若干历史问题——开封的中国犹太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三章。

[3] 见周燮藩:《伊斯兰教在中国》,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48-53页。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写道,879年,黄巢率兵攻破广州,穆斯林、犹太人、基督教徒、袄教徒,为数近十二万以至二十万人。见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第三册,第415页。

[4] 按莱斯利的说法,开封犹太人的鼎盛时期是在1640年前后,即清代前期的顺治、乾隆时期。见荣振华、莱斯利:《中国的犹太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页。

[5] 到清代时,由于伊斯兰教的迅速发展,对中国统治集团构成了威胁,也遭到了当局的镇压。但清代的回民起义,更多的是表现为阶级冲突和民族冲突,而非宗教和文化冲突。见秦惠彬主编《中国伊斯兰教》,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第31-33页。

[6] 见郭卫东著:《中土基督》,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19页。

[7] 宗教原因指的是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经典中有大量鼓励商业贸易和经营活动的内容,这是因为两个宗教都产生于古商道交汇处中东。历史原因指的是早期来到中国的犹太人和穆斯林中就有不少是商人、工匠,在无地或少地的中国社会中定居下来后,往往以商业和手工业为生。分别见潘光旦著:《中国境内犹太人的若干历史问题——开封的中国犹太人》,第七章;以及白寿彝:回回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载《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5-158页。

[8] 见周燮藩:《伊斯兰教在中国》,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48-53页。当然,这类蕃坊中的居民可能有一部分是犹太人,但肯定绝大多数居民都是穆斯林。

[9] 见(法)荣振华、(澳)莱斯利:《中国的犹太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页;另有资料说,开封犹太教众凡二三千人,见《陈垣学术论文集》,开封一赐乐业教考,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84页。

[10] 可参见阿巴·埃班著:《犹太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十一、十二章。

[11] 张绥著:《犹太教与中国开封犹太人》,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107-108页。

[12] 见秦惠彬主编:《中国伊斯兰教基础知识》,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106页。

[13] 吴泽霖先生便持这样的观点,可见潘光旦:《中国境内犹太人的若干历史问题——开封的中国犹太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附录。

[14] 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是张绥等人。见张绥著:《犹太教与中国开封犹太人》,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107-108页。